译龙风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争议及研究(黄佶著,2021年12月版) (部分图片说明在文末) 第六章,围绕重新译龙一事的激烈争论 6-1,毫无必要的争论 2006年2月,我在网上发布有关龙应该译为Loong的文章后,受到很多支持,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笔者为此在网上打了很多场笔墨战。让我十分惊讶的是:这么理所当然而且又非常简单的事情,居然会有大量的人找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理由来加以反对。4月8日《金陵晚报》发表了我的观点,之后又刊登了一些读者的反对意见。 以下是其中四位实名读者的批评以及我在西祠胡同论坛“金陵观点”板块发布的部分回复[1]。这四位先生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黄佶评注”部分是撰写本书时添加的。 杨正棫[2]: 如果硬要将“Loong”当作“龙”的翻译,那么请不要忘了,在西方主宰的英语世界里,“Dragon”的“龙”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以久(已久?)的今天,这个“Loong”的游戏只有我们自己关起门来玩而已。[3] 黄佶答: 我觉得很奇怪了,在中国人主宰的汉语世界里,意大利人能够搞个“披萨”、韩国人能够搞个“首尔”、日本人能够搞个“料理”、英国人能够搞个“巴士”、美国人能够搞个“引擎”,为什么偏偏我们中国人不能在西方人主宰的英语世界里,搞个“Loong”? “为龙正名”也不是“关起门自己玩的游戏”,每个中国人都去告诉自己身边的外国人,什么是“Loong”、“Loong”不是“dragon”、“Loong”和“dragon”有什么区别 ;国家正式出版的词典中增加“Loong”条目;国家正式认可的英语教材中加入“Loong”的内容;国家的报刊和电视、广播正式开始使用“Loong”;国家领导人在和外国首脑聊天时顺便告诉他/她什么是“Loong”;国家领导人或外交部发言人在接见外国记者时使用“Loong”并解释;……,这个“Loong”不就走向世界了? 如果不觉得太把一个英文单词当回事,也可以由国家有关部门发言人正式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全世界提出“Loong”这个翻译。韩国人改“汉城”为“首尔”时不就这么做的? 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被西方人压迫了几百年,很多中国人的思维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没有认识到外国人能做的事情,中国人也能够做,他们总是觉得外国人可以做的事情,中国人不能做;或者外国人能够做的事情,中国人不应该做;或者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中国人就不应该做;或者外国人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人肯定也做不到。 “中国人站起来了”,不仅是政治、经济和国防独立,还应该在文化和思想上也真正地“站”起来。 【黄佶评注:很多批评者的理由都像这位先生的一样,初听上去蛮有道理,实际上却经不起最简单的推敲。】 杨正棫: 如果都照此规则发展壮大下去,那么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自创一套汉语拼音“英语”与西方世界相“抗衡”,这样的梦倒“是酷毙了!”。[4] 黄佶答: 这是很多人常用的批判方法:把自己不赞同的观点推向极端,因为其极端是荒谬的,所以这个观点也是荒谬的。 把“龙”重新翻译,是因为“龙”现在的翻译“dragon”的本意是“邪恶”,是因为“dragon”和龙根本不是一回事情。但是“汽车”、“飞机”、“轮船”、“大炮”等等等等不存在这个问题,当然不会发生杨先生担忧的情况。 另一方面,中国倒是正在出现一套“用汉字音译的英语”,例如好好的公共汽车被称为“巴士”、馅饼被称为“披萨”、表演(show)被称为“秀”、饼干被称为“克力架”等等等等,这不是“梦”,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不知道李先生有没有任何担忧或反感呢? 【黄佶评注:“把自己不赞同的观点推向极端,因为其极端是荒谬的,所以这个观点也是荒谬的。”这是一些辩论者常用的技巧。如果没有辩论经验、不能识别出来,就会被对方引入歧途。】 朱光宗[5]: 谁说观念不会变。公元1400-1700年,英国、法国视猫为日尔曼人史前宗教的象征,对猫进行长达300年的灭种大屠杀,但在今天,英、法人民十分喜欢猫,因此他们对龙(邪恶)的观念自然会改变。[6] 黄佶答: 中国人能够耐心地等待三百年吗? “日尔曼人史前宗教”消失了,英法人民才改变了对猫的观念,但dragon是基督教中所有罪孽的象征,基督教什么时候才能消失? 【黄佶评注:这位先生的问题是:只讲西方人对dragon一词的负面理解“自然会改变”,却不说这个改变需要多少年。】 朱光宗: 2008年北京奥运会,理应以龙为吉祥物,2008年奥运会,不只是为英语系国家召开,还有法语、西班牙语……难道在全球230个国家里,龙都是邪恶的吗?[7] 黄佶答: “2008 年奥运会,不只是为英语系国家召开”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英语背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所以奥运会组委会只能舍弃龙。 擒贼先擒王,所以我们首先要把龙的英语翻译改过来。 如果中国人都抱着“谁说观念不会变”的态度,等外国人自己来改变对dragon、进而对龙的态度,中国人自己对龙的重新翻译和其它中国文化的保护工作都不重视,那么到了下次中国开奥运会时,中国还是不能或不敢拿龙做吉祥物。 “难道在全球230个国家里,龙都是邪恶的吗?” 外国人不知道什么是“龙”,只知道dragon。龙受到牵连是因为错误的翻译。所以这句话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难道在全球230个国家里,dragon都是邪恶的吗?” 因为在基督教里,dragon是邪恶的,所以只要信基督教的人,都认为dragon 是邪恶的,包括中国的基督教徒。 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朱先生仍然认为可以慢慢等待西方人自己转变观念吗? 【黄佶评注:笔者后来发现的资料表明,不仅基督教徒认为杜拉根是恶魔,而且俄罗斯人等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波斯等地区的人,都认为杜拉根是恶魔。详细可见之前各章的内容。】 李葆嘉[8]: 未知积极倡导改译“龙”的英文单词的学人,是否做过查考——是谁最早将“龙”译为身长翅膀、口中吐火、吞噬生灵的邪恶怪物dragon?到底是习汉语的传教士始作俑,还是通西文的汉儒生自污,抑或两者的合谋?无论如何,此类事件只可能发生在我们骂“洋鬼子”的19世纪以前。[9] 黄佶答: “未知积极倡导改译‘龙’的英文单词的学人,是否做过查考……”,这事情和最早谁把龙翻译成dragon有关吗?吉祥的龙被翻译成邪恶的dragon,这本身就是错误,和谁犯的错误有什么关系?难道洋人翻的就必须改正,中国人翻的就不必改正?或者相反? 【黄佶评注:实际上问题很简单:dragon对应的杜拉根是不是恶魔?如果是,就应该重新翻译。】 李葆嘉: 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虽然有人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新概念,但是未见有提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者。也许,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的歌声,民众才知晓中华民族原来属“龙”,才知晓有些港台或海外华人在西方人面前自称“龙的传人”。这“龙”从哪儿来的?只要想一想满清末年的邮票“大龙”,想一想满清皇朝以及袁世凯复辟所挂出的“龙旗”,就不难推断——原来自称“龙的传人”者,这“龙”来自于此。……。当代中国有必要“扯龙旗做虎皮”吗?[10] 黄佶答: 龙的确被皇帝拿去做过自己的象征,但是它就永远只能代表皇族了? 为什么一首普通的歌,就能够把“龙的传人”这一概念传遍全球华人世界?这是因为,全世界的华人在内心都有一种对祖国和故土的向心力。而“龙”这个形象作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符号,全世界华人能够借此表达这种眷念,所以它才能一呼百应。全球华人内心对祖国的情感是基础,那首歌只是一个引子。没有情感基础,一万首歌也不可能使一样东西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可。 所以,龙现在已经不再代表皇权了,它有了新的含义和功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连接全世界华人心灵的精神纽带。 海外华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之下,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实际,用一个现代化的东西——例如神舟火箭,或者政治符号——例如五星红旗——去做中华民族的象征、去连接他们的情感。但是“龙”能够很好地承担起这一角色。 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的确不需要用龙这个符号去威吓敌人或自己的人民,但是中国需要龙这个符号、图腾去团结全世界的华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比俄罗斯成功,俄罗斯学者分析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有大量热爱祖国、具有“叶落归根”传统思想的海外华人,把改革开放所需要的观念、经验和资金带回祖国,使中国能够顺利地进入市场经济;而俄罗斯没有这一重要资源。 所以,讨论为龙正名这件事情,还应该考虑它的文化和政治背景。 【黄佶评注:“此龙非彼龙”,今天的龙已经不再是清朝的龙。就好像长城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是闭关自守的产物,是劳民伤财的遗迹,但现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象征之一。我们总不会因为当年建长城累死了无数民夫,今天就提出要拆毁长城吧?】 许清佐[11]: 首先,我觉得“为龙正名”并不能简单地把“Dragon”变成“Loong”就万事大吉。我们关键要做的,是改变外国人对中国龙的理念。要把龙的精神、内涵、文化传达给外国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Dragon”翻译成哪种形式,其实并不重要,“Loong”也可以,甚至“Long”、“Lung”“Leng”也未尝不可。[12] 黄佶答: “为龙正名”当然不是“简单地把‘dragon’变成‘Loong’就万事大吉”。但是把dragon换掉是要做的第一步。因为dragon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与龙毫无关系,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一个人的姓名是“李小贼”,你很难把他实际上所具有的勤劳精神、善良内涵、自食其力的文化理念传达给其他人。 至于为什么要把龙翻译成Loong,而不是其它方案,是有原因的。Long的英语发音是“狼”,而且它本身是个多义词;Lung的本义是“肺”;Leng则和龙毫无关系。翻译,不是随便找个符号就万事大吉了。 【黄佶评注:幸亏没有人说“把龙翻译成snake(蛇)也未尝不可”。 如何翻译龙,怎么可能会不重要呢?】 许清佐: 在《牛津英汉大词典》中对“Dragon”的解释,除了邪恶之外,还有“凶猛”的意思。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原始部落的人面对不可抗拒的天灾,希望有一种有力量的神灵来保护,于是威严的和有力量的“龙”就成了他们的图腾。所以,从大的历史观分析。我们的“龙”和西方的“Dragon”在这点上很有可能是相通的。[13] 黄佶答: 英语最权威的词典对“dragon”的解释有“邪恶”的意思,这难道还不足以促使我们去重新翻译龙吗? 如果需要“凶猛”、“威严”、“有力量”等意义,那老虎、狮子都有这些特质,更何况中国的龙本身就是“凶猛”、“威严”、“有力量”的,把龙翻译成Loong之后,Loong也就顺理成章地含有了这些意义。何必为了“凶猛”、“威严”、“有力量”,而把“邪恶”、“恶魔”这些意义也一起搭配进来呢? 抽烟尚且要把尼古丁过滤掉,更何况一个涉及中华民族形象的“龙”呢? 【黄佶评注:已经知道dragon一词有“邪恶”的含义,但就是舍不得抛弃,真是奇怪。这样的人士有很多很多,真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要使Loong一词具有“勇猛”的含义并不难,告诉外国人它象征“勇猛”的龙就可以了。】 金陵晚报“观点新闻”版围绕龙的翻译问题一共做了九次讨论(图6-1-6),各方观点尖锐对立,没有形成共识的迹象。 6-2,“弃龙风波”(始于2006年12月4日) 2006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对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教授的采访,文章说:“吴友富指出,即使是有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形象标志,它的文化内涵我们也远远没有挖掘出来。比如中国的‘龙’,其形象往往让一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过多地看到‘龙’的凶猛残酷,咄咄逼人,充满霸气和攻击性、挑战性的一面;而‘凤凰’、‘龙凤呈祥’等宣示温和善良与吉祥如意、幸福美满的形象,则能较为清晰和准确地反映出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爱好和平的本性。”[14] 12月1日,上海政协主办的联合时报以“‘龙’为形象标志缺憾多多”为题报道了吴教授的观点。12月4日,上海新闻晨报发表了“中国形象标志可能不再是‘龙’”一文,“核心提示”部分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正领衔重新建构国家形象品牌,中国形象标志可能不再是龙。他认为,包括‘龙’在内的一些中国形象标志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招致误读误解或别有用心的歪曲。”[15] 此文立即在全国引发了围绕“龙”的废存问题的激烈辩论,海内外新闻媒介对此进行了密集的报道,漫画家们也描绘了这场争论(图6-2-1,-2)。 图6-2-1,漫画:龙凭啥不能再做“中国形象代言人”? 作者:李晓宜,2006年12月5日。 图6-2-2,漫画:龙的烦恼。 作者:朱慧卿,2006年12月15日。 图6-2-1中左侧坐在厚厚的书上的人代表主张弃龙的学者。右边四位代表各个年龄段和性别的反对者。他们前面有一块牌子,写着“龙的传人”。年轻女孩说:“龙不好?老鼠好不?那您孙子看不看米老鼠?”手持滑板、身穿五星红旗汗衫的男青年笑着说:“老伯您在开玩笑吧?”穿西装、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说:“大叔!外国文化我们也懂。Dragon在他们那儿是不好,可您回来‘拽根’也不对啊”。胡子拉渣、头围毛巾的汉子手持舞龙用的宝珠道具,他说:“呵呵,大兄弟学问深!那你说过年我舞啥?” 图6-2-2中,一群人在高喊“弃龙!”另一群人则高喊“反对弃龙!”龙在天上看着前者,大惑不解地说:“这些孩子咋啦,我也会与时俱进的……” 吴教授的担忧主要是龙被译为dragon引起的。笔者因较早开始建议把“龙”译为Loong而受到国内外新闻媒介很多记者的关注。为了避免重复回答相同的问题,笔者撰写了“黄佶答记者问标准发言稿”放在网上,供记者下载。下面是其主要部分(文字略有增删): 说明:近日时有记者来电采访,有很多问题都是一样的。为了提高采访效率,避免记录差错引起的误解,也避免本人因记忆不准确导致言多有失,特撰写本标准发言稿,以方便记者工作。欢迎媒介直接使用本发言。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有必要修改dragon这一翻译的? 答:我在给学生上“国际广告分析”这门课时,注意到有学者指出把龙翻译为dragon是错误的。时间大约是2005年下半年。 问:你是怎么想到用loong这个翻译的? 答:后来就想龙应该翻译成什么。有一次在茶馆听评弹,突然发现舞台上装饰着一条很长的塑料龙,就想干脆翻译成long。后来在上课时还和同学们开过玩笑,在一张农民用很长的龙灯舞龙的照片下写了“龙真的很long”啊。后来又觉得long的含义太多,也不知道怎么就想到了用loong。 问:loong.cn网站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答:2005年12月注意到loong.cn域名还没有被人注册,就去注册了;12月31日域名注册成功。2006年2月网站空间开通,随后开始收集资料,撰写文章,陆续增加内容。 问:据说在你之前就已经有人使用loong这个翻译? 答:是的。根据随后查到的资料,1940年代就有一种国产“龙凤香烟”把龙翻译为loong。华人武术巨星李小龙的英文名是Lee Siu Loong,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英文名是Lee Hsien Loong。一些外国博物馆把中国人舞龙用的道具龙灯称为loong;等等。 问:你如何看待其它龙翻译方案? 答:重新翻译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必须非常慎重。我建立loong.cn网站的首要目的是引起社会注意到把龙翻译为dragon是错误的,认识到重新翻译“龙”的重要性。最近网上开始热烈议论为龙正名,新闻媒介也广泛报道了为龙正名活动,因此我的任务已经初步完成。我自己不是语言方面的专家,除了粗通英语之外也几乎不懂其它外国语言。我衷心希望中国和外国一切热爱中国龙的、各个语种的专家学者和研究者共同努力,为最终确定完美的龙翻译方案而集思广益。 问:你如何看待吴友富教授的课题引发的风波? 答:龙是肯定不能废弃的。吴教授提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可以在空间上分块,在时间上分段”,希望他能给予详细的解释。我在12月3日发表的“分割中国形象标志,为分裂中国创造了文化条件”一文中说过:“中国的国家形象标志‘在空间上分块,在时间上分段’,就必然造成中国人对祖国认同的混乱。一些年龄段的人认同龙,另一些认同虎(假设老虎成了中国的新国家品牌形象之一);从广东移民出去的海外华人认同龙,从四川移民出去的海外华人认同大熊猫(假设大熊猫成了中国的新国家品牌形象之一)。这必然导致对祖国认同的混乱,为分裂中国在文化上创造了条件。” 问:你有没有给政府有关部门建议过修改龙的翻译? 答:我获悉中宣部的一个摄制组在拍摄对外宣传片“龙图腾”之后,给该摄制组去信建议不要把龙翻译为dragon;也去信北京奥运会各部门提出同样的建议;还去信中国龙舟协会,建议利用国际龙舟大赛的机会推出龙的新翻译方案。没有回音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此事事关重大,难以立即决断;也可能是因为loong方案还不是特别理想。 问: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打算? 答:loong.cn愿意成为各种龙翻译方案的展示和交流平台。当然我更希望新闻媒介继续关注和报导为龙正名活动,为各种方案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我还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指示有关部门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有组织的工作,在广泛吸收全社会智慧的基础上,早日确定龙的标准外语翻译,保护中国文化,树立积极的中国国际形象,凝聚中华民族精神,让龙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发挥新的力量。 (下略。) 2006年12月9日 12月14日,上外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金立鑫在博客上发文支持吴友富,提出龙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是封建专制的符号,崇拜龙对中华民族并无好处[16]。 笔者获悉后撰写了文章“三次‘弃龙’:技术上的无奈,学术上的无知,情感上的无根”。“第一次弃龙”是指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放弃使用龙作为吉祥物。这次“弃龙”是技术上的无奈,因为一个小小的组委会是无法改变龙的英语翻译的。“第二次弃龙”指吴友富教授主张更换中国的国家形象标志。这次“弃龙”体现了学术上的无知。既然翻译错了,那就修改翻译嘛,怎么要抛弃龙呢?“第三次弃龙”指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授金立鑫明确主张“弃龙”。他的第一条理由是“龙具有帝王属性”。他的证据是:“如果一说‘龙颜’,绝对不是你我的脸面,而是皇上的脸面;‘龙种’那当然也是皇帝老儿的后代,与你我无关。” 金教授只看见个别不利于龙的证据,而拒绝大量相反的证据,例如民众逢年过节舞龙灯、划龙舟,人们为孩子、为企业或产品取名时喜欢使用“龙”字,常用成语“望子成龙”和“龙凤呈祥”等等。 金教授这种做法在中国很普遍:对外国的东西十分宽容,对中国自己的东西却十分挑剔苛刻。外国的东西即使只有一分好的,很多人也会大加赞扬;而中国的东西只要有些微不足,就可能有很多人主张彻底抛弃。 所以笔者认为第三次弃龙表现了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情感上的无根。其原因是他们在思想和物质两个方面被彻底打败了,他们失去了自我,在外国(主要是西方)的东西面前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强烈到使他们失去了进行正常逻辑思维的能力。[17] 6-3,部分学者赞同重新翻译龙 围绕要不要为“龙”正名、重新翻译“龙”的问题,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截然不同。以下是赞同的观点,大致按照发表的年份排列。 2006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教授陆永昌说:“众所周知,‘dragon’是西方文化中一个重要现象,在西方生活中影响极大,家喻户晓。有关‘dragon’,《圣经》中有多次描绘,有其特殊明确的形态与含义:一种无恶不作的怪兽,‘是恶的象征’。在俄罗斯,1918年在彼得堡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游行队伍中,俄罗斯人就用‘dragon’和双头鹰象征被推翻了的沙皇制度……可是怪得很,‘dragon’被翻译成‘龙’,‘dragon’竟然与我们神圣的‘血缘纽带’——‘龙’搞到了一起,在上个世纪初出版的中文版《圣经》已经开始这样翻译,一直延续至今,长期以来,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一直成了同一个概念,西方的‘dragon’糊里糊涂地是东方的‘龙’,东方的‘龙’不明不白地变成了西方‘多头、嘴里喷火的、吃人的妖怪’。西方人怎么会理解:中国人怎么会把‘魔鬼、妖怪’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18]“由于翻译的错误,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龙,‘中国龙是古人对鱼、鳄、蛇、猪、马、牛、鹿等动物和云雾、雷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与西方的妖怪‘dragon’的产生与意象毫不相干。现在人们不得不为‘龙’正名。”[19]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钦琦论证了“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爬行动物”。他建议:“从今以后在中国的‘龙’和英语的dragon之间应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们要郑重地告诉全球各界人士,中国的‘龙’与英语的dragon毫无关系。从今往后,中国的‘龙’只用汉语拼音‘Long’来表示。”[20]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周璇璇说 :“西方的‘dragon’翻译成中文,实际是中文中的‘妖魔鬼怪’;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自称dragon,是自我妖魔化。而中文的‘龙’翻译成英文或其他西文,不应直译为西方毒龙‘dragon’,即使翻译为‘the Chinese dragon’,也未能真正揭示龙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民族文化底蕴。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就是从‘赤龙论’入手大做文章的。”[21]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刘华德牧师指出:“早已有西方学者认为不应该将圣经中之dragon和中国文化中的龙等同,因这两个龙的观念全然回异(迥异?)不同,圣经中之dragon并没涵盖和包括中国龙所涵盖的观念。很遗憾的是圣经之初译者却将英文的dragon一字套在中国龙这个字眼上,使得许多虔诚的国内、外信徒将启示录的撒但与中国龙混为一谈。近代中国圣经学者亦同意此看法,认为我们不应当将西方的dragon当成是与中国龙同等之符号作不同解释和处理而己;却应当将它们视为不同的符号,各带有不同的意义和代表性。故将圣经中的dragon译作中国的‘龙’,那是出于错误的诠释。”[22] 安徽省宿州学院外语系教师郝景东指出:“如果从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来看,不把‘中华龙’翻译成‘dragon’,而是采取异化的策略译为‘Loong’,这样就可最大程度地呈现各民族迥异的文化特色,避免文化上的误释。”[23] 《广州日报》评论员王文琦在批评“弃龙说”之后写道:“有不少学者曾提议,把英语中的‘DRAGON’一词跟中国龙完全分开,另创一个‘LOONG’的单词作为中国龙的专用名。比着丢弃民族形象,这简单而且聪明多了。当然,为‘中国龙’正译名,只是第一步。关键一步是‘为民族立自信’,这还有很多事情要做。”[24] 新民晚报记者报道: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赵铁生认为 :Dragon在外国人的概念里大多为负面形象,因此他们对中国龙的理解有偏见,是不全面、不正确的。“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都是音译过去的,比如风水、太极等,所以用‘Loong’是个不错的选择。”他还认为,是否被国人、外国人接受不是问题,“用的人多了,自然就会被接受了。”只是他提出,“Loong”这个翻译是否应该经过权威部门的认可后再推行。[25] 笔者过去也希望政府来推动龙的重新翻译工作,但现在觉得,“龙”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其重新翻译工作不必由政府来主导,而应该放手让民间自己去尝试各种方案,优胜劣汰,最终稳定下来。万一政府正式认可的方案不受民众的喜爱,双方就尴尬了。 2007年: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周宜兴撰文指出:“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全世界凡有华人的社区,都有龙文化在传承。龙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神圣物象,它与西方的‘dragon’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最早进行‘英-汉’翻译的某位外国传教者,错误地把中国的龙(long)与‘dragon’等同了起来。这一错就错了二三百年,近来居然有人因这一错误而提出要‘弃龙’,另找中华文明的象征之物。”[26]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关世杰指出:“龙和dragon涉及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不可能改变 《圣经》中对dragon是撒旦、恶魔的界定,西方人也不可能改变中国人自古以来认为龙是瑞兽的界定。”“若不改变误译,中国人要对龙和dragon意义的区别也要世世代代解释下去。尽管当今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在世界各国普通老百姓中,了解到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有差别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让他们了解中国龙与西方的dragon的差别,需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而且要世世代代地向他们解释下去,这个传播成本太大了。”[27]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2005级研究生覃江华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进行了讨论,他认为:“‘龙’与‘dragon’的问题是一个涉及了汉英语民族色彩词的翻译问题,是一个把‘龙’作为中华民族图腾形象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更是一个在东西文化交流、民族语言文化以及民族价值观念重构的过程中的一个哲学问题。”“在学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不妨由政府来正式向外公布‘龙’的准确英译(比如说‘Long’或者‘Loong’),对于‘龙’的形象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形象的重构和传播是有利的。”[28] 2008年:周口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师于祥杰在论文中说:“多年来将‘龙’译成‘dragon’已经影响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发展和传播。”“笔者非常赞同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黄佶先生《“龙”的英文应该翻译成Loong》一文的观点,认为该为我们的中华‘龙’正正英名了。” [29]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英文名最初是Friendlies(图6-3-2),受到广泛批评[30],后被改为音译Fuwa。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冯延群和上海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陈淑英对此事件进行了分析,指出:“音译已成为民族文化向外推介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翻译本民族文化所独有的文化意象时,音译已成为一种绕过不可译现象的有效途径。”“如果‘龙’在一开始就采取音译的方式‘long’或‘loong’,‘龙’就不会以目前的形象出现在西方人眼里,入选奥运会吉祥物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更不会出现有人提出取消‘龙’作为中国形象这一令人痛心的事情。因此,‘福娃’的改译堪称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31]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贺春艳和教师刘景霞说:“Fuwa,Chang’e,loong这些中国味十足的中国英语不仅体现了在国际交流中我们的文化自信,更是中国人信仰和思想通过语言表现的方式。这种信仰和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在英语全球化时代,中国人顺应了自己的文化身份选择了能表达自己信仰和思想的英语进行交际。”[32]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陈静认为:“在将龙译入英文时采用‘dragon’属于归化译法。而将龙译为‘loong’则属于异化。韦努蒂认为,假如弱势语言文本在进入强势文化的翻译过程中被归化,那么弱势语言文本所包含的异质成分就会被抹煞,由此产生的译本不仅不能体现异族文化的‘异’之所在,反而会误导英美读者。在他看来,异化翻译可以‘成为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是对抗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情绪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异化的翻译抑制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尤其需要这种策略上的文化干预,以反对英语国家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反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33] 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级博士研究生何子章说:“当初的‘龙’英译时如果采用‘long’或‘Long’这样的特殊的直译方法,避免使其与‘dragon’联系起来,也就绝对不会有今天‘中国龙象征邪恶、具有攻击性’等文化误解了。”[34] 学者陈明远在博客里说:“今后应该将中国特色的‘龙’音译成外文(罗马字母写法) LOONG,以代替过去的毫无道理的‘dragon’,以正视听,以纠正误解、曲解,以促进国际文化友好往来!相应地,将外文‘dragon’恰如其分翻译为‘怪兽’或‘喷火怪兽’或干脆音译为‘得拉贡’,而决不再翻译为‘龙’;决不能让它冒名顶替了。”[35] 2009年:杨照[36]在讨论“龙”的新译法时说:“从异化翻译的角度考虑,将其译为‘loong’更为可取,更能体现中国象征标志的真正文化内涵。”“最初英语中也没有‘tou fu’(豆腐)、‘jiaozi’(饺子)、‘taiji quan’(太极拳)等词汇,因为在英语中根本找不到与它们完全对等的词汇,采用异化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处理,英语读者不也一样高兴地接受并收纳到他们的语言中了吗?”[37] 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胡兴文和束学军[38]在论文中说:“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其一,在跨文化传播中,网民和学者的敏感性、创新性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无论是‘龙’译为‘loong’,还是‘中国宇航员’译为‘taikonaut’,都反映了网民和学者在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他们在翻译中的创新性也非常值得肯定。其二,当网民和学者对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提出异议时,相关的政府部门应该接受合理建议,及时纠正并大力加以推广。”[39] 2010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师王磊说:“有人质疑‘loong’是英文中没有的词汇,但是,如果坚持以‘loong’作为‘龙’的翻译,经过一段时间,‘loong’也会在英语中被使用,并逐渐获得合法性。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毛主席在与安娜路易斯特朗会见时,谈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英文中没有‘纸老虎’的说法,有人曾提出用scarecrow(稻草人)来翻译‘纸老虎’,但是,毛认为这没有反映出‘纸老虎’的含义,之后,通过斯特朗的笔,‘纸老虎’被直译为‘paper tiger’并成为国际上‘纸老虎’的标准翻译。”“在汉英翻译的过程中,被选择的翻译常常是符合英语标准的翻译。但是,考虑到翻译的政治,翻译作为推广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日益精确的翻译有时候不能只考虑译成目标语言是否纯正,也要考虑语言之外的权力因素对翻译的干涉,这就是‘龙’的翻译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在推广国家形象的过程中要省视的翻译的政治。”[40] 图6-3-4,漫画:Paper Tiger(纸老虎)。 作者:Satish Acharya,创作时间不详。 图6-3-5,漫画:Paper Tiger(纸老虎)。 作者:Ben Garrison,2010年12月1日。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教师翟石磊和魏渊指出:“中国的‘龙’形象与西方的dragon文化释义不仅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下发生了混淆和冲突,甚至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下也存在令人担忧的情景。台湾著名时尚组合S. H. E在其歌曲‘不想长大’中有这么一句歌词: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这样的歌词选择本身就是基于对西方dragon与中国龙的文化混淆,是对在中国语境下青少年的误导,也是一种对自称为龙的传人的中华儿女心灵的伤害。这不能不让人担忧。”[41] 长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伍海英在论文中写道:“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符号形式与符号指称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改变‘龙’与《圣经》中的魔兽之间的对应关系。”“针对‘弃龙’说,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黄佶呼吁要‘为龙正英名’,弃用错误翻译‘Dragon’,并认为这是避免中国‘龙’受到误解的根本之道。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为龙正英名’是切断中文符号‘龙’与西方世界‘恶魔’形象对应关系的成本最小的途径。”[42] 2011年: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研究生李晓婷及其导师李灏在谈到把“龙”译为“Loong”时说:“目的语读者在初次见到时或许会感到困惑,但是见多了,听多了,便会逐渐理解其文化内涵,接受其成为他们词汇里的一个新的外来词,就像他们已经吸收了kung fu,tou fu,jiao zi,tai chi等同样具有中华民族色彩的词语一样。”[43] 2012年: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李超运用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对“龙”的翻译问题进行了分析,他的结论是:“‘龙’的格式塔意象与‘dragon’的格式塔意象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dragon’并没能在英语中成功地再造‘龙’的格式塔意象,将‘龙’译为‘dragon’是不可取的。”“无论是从语言认知还是审美体验上来讲,loong在译入语中成功地再现了‘龙’的格式塔意象,这种译法是成功的。”[44] 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师李翠娟提出:“我们在对外交流中,尽量不要将‘龙’译作‘dragon’,而要使用‘loong’这一专属词语。”“故而,在对外交流中,我们要充分认识西方已存在的‘dragon’文化现象,不要自称或将龙翻译成‘dragon’,一方面这会给西方人以误会, 二则这也是对我们民族龙图腾的贬低轻贱。”[45]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修黎黎和邓科从认知框架与识解的视角对龙和dragon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指出:“‘龙’与‘dragon’的框架结构和成分差异是巨大的。”“由于‘龙’的传统框架结构和dragon的传统框架结构格格不入,如果仍然以‘dragon’来译‘龙’,即使中国人再怎么认为‘龙’好,大部分西方人还是会采用他们先验的框架来识解,因而中国‘龙’在西方人眼里可能还是他们以前的‘dragon’。”[46]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胡蓉及其导师边立红认为:“‘龙’与‘dragon’的正确翻译,涉及到如何把‘龙’作为中华民族形象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也是一个在东西文化平等交流、民族语言文化以及民族价值观念重构过程中的一个文化政治问题。”[47]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戴维指出:“就中国龙文化的国际传播实践来看,中国龙形象多由西方主导构建,中方往往以‘沉默的对话者’的身份出现,自我发出的声音很小。与中国的国家形象传播类似,中国龙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呈现出严重的‘他塑’现象,长期处于‘被塑造’的地位,甚至沦为西方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工具。”“中国龙文化重构传播话语权的第一步,可考虑从纠正错误翻译开始,从源头上切断龙与dragon之间的联系。”[48]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何星亮在北京日报于2012年初举办的“龙年新思”座谈会上说:“在中国文化中,龙是神兽,主要是吉祥、喜庆、力量、腾飞的象征。把中国龙译为Dragon,不仅不能表现中国龙的独特性,反而容易使外国人视中国为‘恶魔’或‘恶魔’的后代,因而中国应当改正一百多年前形成的错误译名。有的学者建议以汉语拼音‘Long’或‘Loong’,同时也是英语中表示‘长久’的单词‘Long’或‘Loong’作为对中国龙的标准翻译。为了避免西方有些人对中国龙的误解,我认为这是一种选择,应该考虑。”[49]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孙国永在论文中说:[50] 有个别人认为,这个翻译已经使用至两百年了,早已经约定俗成,根本没有必要去改。西方人在谈论中国龙(Dragon)的时候,不会想到西方圣经中的龙(Dragon),真是这样吗?这两个事物根本就不是一个事物,再加上基督教信徒会对所有的事物按照圣经去理解,自然而然地产生对中国龙的误解,进而产生对中国人的偏见和厌恶。而中国粗学英语又夜郎自大的很多人在本就已经错误的字典里查到“龙”就是Dragon,见了外国人就自豪地说我们是龙(Dragon)的传人,殊不知,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我们是恶魔的传人。西方普通人不知道你们中国的龙(Dragon)不是西方的龙(Dragon),知道龙(Dragon)就是龙(Dragon),就是圣经里描述的那个恶魔。这样一来,我们中国人这边自以为是在传播中国文化,还自作多情地自豪得不得了,而西方人则心中不断萌生对中国人的不解,和对龙(Dragon)天生的厌恶。这种误解自孩子们开始领悟圣经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产生,一直到长大成人,可谓根深蒂固。只有少数深通中国文化的人才能理解这是一种错译和误解,而大多数人都会纠结于这种误解。 早就有人提出,中国人对外不要再用Dragon来翻译龙,因为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是对世界文化的不负责任,也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更有人建议直接用龙的发音“LOONG”来翻译龙。我认为,这都是很有思想的真知灼见。因为不要小看一个字的错误,就这个一个错字,需要几代人、反反复复、苦口婆心地解释。更重要的是,这种努力实在收效甚微。中国人从政府到平民,都应重视此事,坚决拒绝用Dragon这个字眼来翻译龙,我们的这种坚持和努力目的是要把中国文化的真正的面目呈现给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而不至于让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或者媒体利用这种偏见去抹黑我们这个民族,造成我们的民族与其他西方各国人民之间不必要的误会和争执。这一个字的力量好比千军万马,善用之,则对中国有利,不善用之,则贻害无穷。祸害在于偏见,以及由偏见而产生的仇恨和战争。 尽管此错译已经使用了两百年,或许已经达到所谓“约定俗成”的境界,但是并不代表时间长的就是正确的,约定俗成不代表就可以接受。世界历史上有很多有偏见的称谓,如中国古代对少数民族称之为“蛮、夷、狄、胡”,其实就是蔑称,当然现在要废止,还有日本军国主义者曾蔑称中国为支那,也一样是要废除的。更何况是对中国文化的图腾的蔑称——Dragon,当然要废除。所以,把龙翻译成“Dragon”是百年错译,因其危害,故必废之。 孙老师的文字非常犀利,回答了很多长期困扰中国对外翻译工作的问题,笔者忍不住做了大段转引,请读者们原谅。其中指出错误的对外传播可能导致“由偏见而产生的仇恨和战争”,最为值得中国学术界和领导干部们思考。 笔者想补充的是:很多把英语学得很好的人士也在龙的翻译问题上存在错误观念,这是因为他们英语水平太高了,因此只看见英语中具体的知识和细节,却忘记了语言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 2013年:湖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曹桂花说:“为了让不了解中华文化的西方人看到中国人崇拜龙的行为时不至于对中国人产生误解,为了更好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了让西方国家更了解中国,笔者建议,‘中国龙’翻译成‘Chinese Long’,从而让中国龙摆脱西方‘dragon’的阴影。”[51]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赵磊就如何翻译“民族”一词提出建议之后说:“类似的问题如把‘中国龙’译成‘Chinese dragon’,无论怎么解释,西方人都会把它看作是‘邪恶、丑陋的化身’。所以,不如直接用汉语拼音,即‘Chinese Long’,以突出中西差异,让他们自己去理解,时间长了,这个话语就形成了。不过,用‘Long’来翻译龙容易引起歧义,即‘长’。……。可以用音译变音的方法解决,比如龙可以译成‘Loong’,……。”[52]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龙文化研究所王天润教授说:“将‘龙’译为‘Loong’,最初可能需要适当的解释,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音译词‘Loong’将更有利于中国龙文化准确地为西方世界所了解。从而更有利于中西方文化交流。”[53] 2014年: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任满收[54]在论文中说:“诸如‘龙’英译为‘Dragon’之类的案例,应该是翻译工作者工作失误的结果,甚至可以怀疑翻译人员的态度和责任心。”[55] 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耿硎(笔名“杜吹剑”)说:“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符号,承载着诸多代表性价值理念。各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皆有自己的文化核心词语,如中国文化中的‘道’,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均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含义,强行意译,反失真义,徒增歧义,还不如音译为佳。比如,可将西方‘dragon’直接音译为‘劫鲠’,将中国龙英译为很多学者建议的‘loong’。”[56]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秦思在论文中说:“将龙翻译为dragon,在文化过滤场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化误读,使中国吉祥尊贵的龙成为了西方邪恶代表dragon,这种翻译方式是完全错误的。”“希望能够尽早推动中华龙拥有自己的新英译名‘Loong’。”[57] 2015年:《中国民族报》介绍了南京市基督教爱国会主席李兰成牧师的观点。李兰成牧师指出: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将《启示录》12章第9节的“Dragon”翻译成“龙”,中国的龙在西方又被传教士译成“Dragon”,相互混淆,影响至今。在西方国家,很多人都会产生疑问,“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竟然是‘Dragon的传人’?” 因此,许多研究《圣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都提出,《圣经》中的“Dragon”不应该翻译为“龙”,若把“dragon”音译为“诸拉根”就不会引起误解了。另外,“中国龙”也不应翻成英文的“dragon”,而应该按照汉语拼音译为“long”。不过,因为汉语中读音为“long”的字很多,所以多加一个“o”,即用“loong”来表示“中国龙”。[58] 资深翻译家、陕西省翻译家协会主席安危撰文说:“中国龙和dragon在文化意涵、功能、地位、形象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国龙总体上是善、美的象征,而dragon总体上是恶、丑的标志。由政协委员提案,翻译界和学术界一致同意把中国龙译为Loong,是很恰当的。”[59] 2016年: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门冬梅和王一龙在论文中说:“汉语中的‘龙’与英语中的‘dragon’有文化内涵差异,从归化与异化角度来看,中国‘龙’的翻译,应译为‘loong’。”[60] 2017年: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师存勋在论文中对译龙为dragon痛心疾首:“长期以来,我们将‘龙’错误地翻译为‘dragon’,这是对中华悠久民族文化之大不敬,也是开门揖盗、自甘矮化之举。”[61] 2018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胡妤在论文中指出:译龙为dragon“这一翻译失误也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外宣翻译的失误轻则伤文,重则伤国”。[62] 6-4,部分学者反对重新翻译龙 新民晚报记者报道: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瑚认为,Dragon用了那么多年,即使它有贬义也已经变了,“如果现在更改翻译而造成沟而不通的话,不是很好。”[63] 笔者相信,如果黄瑚教授看到西方报刊上的政治漫画在用杜拉根象征恐怖主义、通货膨胀、艾滋病、气候异常变化等一切坏的事物,可能就不会再认为dragon一词的“贬义已经变了”。把“龙”译为dragon虽然不存在“沟而不通”问题,但存在更严重的“南辕北辙”问题;把龙“译”为Loong一开始的确可能发生“沟而不通”的问题,但考虑到连中国小朋友在“披萨”、“汉堡”和“热狗”等新词汇面前都没有发生“沟而不通”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发生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上述报道中还说:“上海外国语大学某教师从实用性出发表示反对,‘语言在朝共识的方向发展时本来的意思会消退。Dragon在美国已经被接受了,在全球化下它有了新的定义。所以不要更改对龙的英译。’” 这位老师的回答存在一些问题。英文单词“dragon”是随着英国殖民者一起去的美洲大陆,因此无所谓“美国接受dragon”这种事情;在全球化时代,dragon没有新的定义,仍然是恶魔,当然,它的定义扩展了,包括进了东亚吉祥的龙。而这种“扩展”实际上是一种善恶混淆,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很负面的影响,这也正是我们应该重新译龙的主要原因。 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龚文庠认为改名并无必要。首先,尽管dragon与中国龙之间的确存在着误读,但是任何词汇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下才具备自己特殊的意义。Dragon作为中国龙的翻译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贸然用一个新的词汇代替,只会引起更复杂的误读问题。第二,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通译性,两种文化之间没有完全的对等语。创造一个词汇,继续加以阐释,也不可能完全消弭这种不对等性。他认为,消除不同文化之间误读的最好办法是增加直接的交流和接触,随着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加深和熟悉度的加强,这种文化误读是可以逐步消除的。比如中国的饺子,很多人习惯翻译成dumpling,而熟悉中国文化和饮食的外国朋友更青睐于说jiaozi,我们并没有必要为饺子改英文译名。[64] 笔者认为,“存在误读”这一问题就足以压倒任何反对改译的理由了。现在,不仅中国的饺子被译为dumpling,而且馒头包子粽子等都被译为dumpling(图6-4-1),这些中国食品中的文化信息及其差异全部消失了。 龚教授一方面承认“dragon与中国龙之间的确存在着误读”,但同时又以“贸然用一个新的词汇代替,只会引起更复杂的误读问题”为理由,反对改正这个错误。重新翻译龙之后,会引起什么“更复杂的误读问题”呢? 重新翻译后,可能出现这几种情况:外国人不认识这个新词(Loong),必须查一下词典或看一下注释,或向别人打听一下。最不济,就是把Loong解读为“就是原来的dragon”,继续误读中国的龙。因此,重新翻译龙,除了给外国人增加一些麻烦,不会产生任何新的误读。如果外国人的智商没问题的话,适当的注释和图片等资料足以使他们迅速认识龙的新译名,消除原来对龙的误读。所以,重新翻译龙的唯一不利之处是增加外国人学习一个新词汇的小麻烦,而不是“引起更复杂的误读问题”。 我同意龚教授的观点:“消除不同文化之间误读的最好办法是增加直接的交流和接触”,但我不能理解龚教授举的例子:“比如中国的饺子,很多人习惯翻译成dumpling,而熟悉中国文化和饮食的外国朋友更青睐于说jiaozi”。饺子的译名从dumpling变为jiaozi不就是在“为饺子改英文译名”吗?当然,这个“改”不是我们自己改的,而是“熟悉中国文化和饮食的外国朋友”改的。龚教授的意思莫非是:“中国人自己不能重新翻译龙,但外国人熟悉中国文化和中国龙之后,可以来修改龙的英文译名”?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姚喜明和研究生毛瑞蓓认为:“就‘龙’的翻译而言,现在有人因为‘dragon’的形象不佳而建议翻译成loong。笔者认为不妥。因为这种译法已经具有了稳固的认知基础。例如《新牛津英语大词典》把dragon释义为‘a mythical monster like a giant reptile. In European tradition the dragon is typically fire-breathing and tends to symbolize chaos or evil, whereas in the Far East it is usually a beneficent symbol of fertility, associated with water and the heavens.’由此可见,在英语中,dragon一词的原有概念空间因汉语的文化内涵已经得到了扩展。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运用各种手段不断强化这个概念,使汉语的‘龙’所具有的‘吉祥’‘威武’的内涵被整合到英语‘dragon’的概念空间中去。”[65] 我对姚教授等人的这种建议的有效性持悲观态度。吉祥、威武的龙能够与象征灾难和恶魔(chaos or evil)的、外形为庞大的爬行动物的妖怪(monster like a giant reptile)整合到一起去吗?如果说因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可能不理解这种整合的可行性,那么我们不妨想一下,我们能够把美国演员奥黛丽·赫本在电影《罗马假日》中扮演的女主角所具有的清纯高贵,整合到电影《功夫》中剽悍泼辣的“包租婆”的概念空间里去吗(图6-4-2)? 图6-4-2,漫画: 对立的概念空间是无法整合在一起的。 黄佶作于2014年4月4日。 《新牛津英语大词典》把龙和杜拉根整合在一起,只是对龙和dragon互译这一现实的客观反映,并不意味着这种对译就是正确的,更不说明这种互译是不可更改的。如果明天龙和dragon不再互译了,《新牛津英语大词典》就会进行修改,不再把龙和杜拉根整合在一起。 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中,有两个“龙”条目。第一个是“龙 dragon”;第二个是“龙 long(dragon)”。前者的内容实际上是在说杜拉根,即一种虚构的邪恶的喷火有翼生物,后者说的才是中国的龙[66] 。可见终止龙和dragon的对译,并非没有可能性。 在发现问题之后,学者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问题的根源,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应该只为现有的错误做法寻找理由。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李贵升认为可以通过一定的文字介绍,使外国读者建构出“临时意义”,认识到dragon这种事物对中国人具有不同的含义,他说:“‘龙舟’多出现在描写中国民俗(如‘端午节’划龙舟活动) 的语篇中,通常有对该活动的一些介绍,如中国人眼中的龙是帝王的象征,是祥瑞的神兽等等。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的西方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样的西方人已越来越少了)一开始当然可能把dragon误解为西方的恶龙,但随着语篇的展开,读者读到对中国dragon的介绍时,就会否定自己原先的理解,同时增加了新的知识,在语篇中建构出dragon在中国的、与英语词典释义不同的临时意义,从而排除了误解。”[67] 判断这种措施是否有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中文在中国人中间测试一下。假设pizza进入中国后被音译为“砒霜”,厂商为pizza做广告时向中国消费者介绍说:“在意大利,砒霜是一种美味的食品”。那么中国人会不会如李老师所预期的那样:否定自己原先对“砒霜”的理解(“砒霜是一种剧毒药物”),同时增加了新的知识(“砒霜是一种美味食品”),在语篇中建构出“砒霜”在意大利文化背景中的、与汉语词典释义不同的“临时意义”,从而排除对“意大利砒霜”这个概念的误解,进而踊跃品尝“意大利砒霜”呢?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葛岩说:“我们做得好,别人就会知道中国dragon不是《圣经》里的dragon。”[68] 但如果意大利人说:“我们做得好,别人就会知道意大利砒霜不是中国砒霜”,不知道葛老师会如何评价?不知道葛教授敢不敢去品尝一下那些做得很好的“意大利砒霜”?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万磊在评论“龙”的一种新译法“Long - the Chinese totem”时说:“当看到‘Long - the Chinese totem’,国外读者也许会对‘龙’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可是他们仍然很难理解‘龙’在中国文化的蕴涵和影响,也无法体会中国人对‘龙’或喜爱,或敬畏等诸多情绪;在文化承载方面,‘Long - the Chinese totme’甚至不如‘dragon’,因为早在古希腊神话中就出现了Cadmus屠龙并播种龙的牙齿(sow the dragon's teeth)的故事,而‘Long - the Chinese totem’则完全是人为编造的词,缺乏文化根基。”[69] 但问题是,dragon一词虽然在外国人心里有文化根基,但这文化根基和龙的文化内涵背道而驰,欧洲神话故事“播种杜拉根(dragon)的牙齿”的含义是“播下祸根”(图6-4-3),对传播中国文化只会有负作用,dragon一词的文化根基越深厚,越不能用来翻译龙。 万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了miniskirt的译文“迷你裙,超短裙”。中国人一旦说起这两个词汇,脑海里立即会出现对应西方文化的一些联想。但迷你裙或超短裙的这个“文化根基”并非仅靠“迷你裙,超短裙”两个中文词汇就能建立起来的,而是借助了大量反映西方文化和生活的图片和电影等的配合。同样如此,龙的任何新译法也需要翻译之外的工作来辅助,例如注释、说故事、展示图片、雕塑和电影等,去在外国人心里建立对应的文化根基。 一个词汇的文化根基的建立不仅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如果不从当下就开始努力,那么一个新词汇永远不会有文化根基。 另一方面,有的新词汇建立文化根基,未必需要很长的时间。Kung Fu(功夫)就没有花费很长时间。所以很多人士对Loong这个新词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 6-5,龙以善为主,杜拉根以恶为主,不能以偏概全 反对重新翻译龙的另一大理由是“龙并非什么好东西,因此没有必要和恶魔杜拉根划清界线。”例如 :“西方世界的所谓‘獗更’有时也会充当人类的守护者,中国的龙也不是永远那么祥和与正义,神话的多义性、复杂性和歧异性也正体现在这里。[70](蔡方华[71])” “其实在原汁原味的龙文化当中,‘龙’的形象也未见得真是多么‘光辉’多么‘和谐’。由于‘龙’的身份一是由帝王家长期独占;二即便是传说中行雨的‘龙王’也是人们畏惧的对象,故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单论‘龙’的形象其实既不宽厚又不亲和更不和谐。[72](郭之纯[73])” 翻译家冯世则在“关于‘龙’的翻译”一文[74]中指出龙和杜拉根在外形上有显著的差异:“一位戴角而不长翅,那一位长翅而不戴角”,并指出 :“这些形态学特征虽远远不足以把它们分别归类(虚构的动物自然无法归类),却完全能够判断它们绝非同种,龙和dragon两词因此也就不得互换通译。” 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又主张“龙和dragon通译”呢?因为他认为重新翻译龙最主要的理由“dragon为恶而龙为善”不能成立。 冯先生根据古人的言论,论证龙有两恶:“总是绝对强大的暴力的象征”,“下流——没有底线的、当然地残暴的下流”。 我就很奇怪了,既然龙这么恶、这么淫,中国人为什么热衷于“望子成龙”?为什么给孩子取名时大量使用“龙”字?难道他们不怕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成为凶残的暴徒?为什么中国人赞扬别人的女婿为“乘龙快婿”?难道他们在暗示这个新郎是个色鬼?那些想在龙年生个“龙宝宝”的年轻父母都是在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做强盗、做流氓?(图6-5-1) 中国人的企业取名或注册商标时为什么这么喜欢用“龙”字?难道他们喜欢自己的企业或产品给人“黑道组织”和“成人用品”的感觉? 中国农民和海外华人为什么在节庆时分喜欢舞龙?难道他们都是在赞颂暴力?宣扬色情? 中国古今很多建筑物(包括天安门城楼)、家具、器皿、服饰和艺术品等等上都装饰了龙,难道都是在崇尚暴力、鼓吹色情?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升起三十二支巨大的龙柱,是在号召全世界运动员们在比赛时大打出手、在比赛后狎妓嫖娼? 显然都不是。 虽然在中国的神话小说里,有不少恶龙,但中国人说到龙,脑子里出现的形象主要是力量、吉祥和欢庆,所以中国人才这么喜欢龙。冯先生等只看见龙的恶,或恶的龙,却不顾龙的主流形象,所以才得出了和普通民众截然相反的结论。 冯先生说完龙的恶之后,说:“不能一面之词,专讲龙的坏话。”我以为他要讲龙的好话了。但不是,他开始说杜拉根的好话了。 也许是因为杜拉根的“好”实在太少了,所以冯先生关于杜拉根的好话很短,只有一小段,因此我全文抄录: 《不列颠百科》称,西方的龙(当然指他们的dragon)早就用作尚武精神的表征,史书中的北欧和诺曼人征服之前的英格兰都有以龙妆饰盾牌和战船的记载,而“在20世纪,龙的形象正式被画入威尔士亲王的纹章”。“威尔士亲王”者,英国“皇太子”也。可见西方的龙的品德也并非只有一个向度。 杜拉根曾经是尚武精神的象征,但现在主要是邪恶的象征。有人考证“臭”字的意思在汉代以前是“香”,那么我们今天要不要用“臭”字来描绘香花呢?关于英国皇太子被封为威尔士亲王一事,本书第一章1-18-2小节(第90页)已经介绍了,这仅仅是英国人征服威尔士时的“统战措施”而已,“威尔士亲王”等封号并不等于英国王室尊崇杜拉根。 杜拉根的“品德”的确“并非只有一个向度”,但如果冯先生再稍微多收集一点材料,就能知道,“恶”才是杜拉根最主要的“向度”,本书第二章介绍的大量外国时政漫画,用杜拉根象征各种坏的事物或敌人,非常说明问题。 冯先生等人以少数恶龙来否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龙主要是善的,同时却用少数欧洲人对杜拉根的尊崇来掩盖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杜拉根主要是恶的,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另一方面,既然冯先生认为龙很暴力下流,而杜拉根那么尚武高贵,为什么还反对给它们取不同的名字呢? 6-6,正名:是改掉错误的名字?还是改变错误名字的含义? 网友Stamp在评论“龙的英文应该翻译成Loong”一文时说:“真正的正名不在于将‘Dragon’改成‘Loong’,而在于能够通过文化的沟通,改变西方人对于‘Drgaon’作为‘魔鬼’的单一意思的理解,甚至慢慢淡化其作为魔鬼一意的概念。不论是哪种语言,一定会存在多重意思的词语;只要是不断进步的文化,就一定会存在外来词汇和词义与本身语言的冲突。中国的学者们为啥只能想到把Dragon改为Loong这样的回避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是去积极面对呢?”[75] 这种观点很普遍,有必要仔细说说。先看实例。 中国人原来把非洲国家Mozambique译为“莫三鼻给”,觉得不妥之后,中国人没有试图去改变“莫三鼻给”的含义:“这个‘鼻’指的不是塌鼻子,而是高鼻梁,是高贵的象征……”云云,而是直接重新翻译:“莫桑比克”。Kenya曾被译为“怯尼亚”(图6-6-1),后来改成了“肯尼亚”。 韩国人觉得首都叫“汉城”不好,没有试图去改变“汉城”的含义:“汉城者,汉江旁边的城市,韩国的城市也!……”或“‘汉城’之‘汉’也可以指‘男子汉’”,而是直接改名叫“首尔”。 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曾经被译为“卡拉蚩”,后来被改为现名。因为“蚩”字的含义很负面。 Google原来被中国人称为“古狗”或“狗狗”,google没有努力改变中国人对“狗”的负面印象,而是花费大力气设计了无数个新译名,最终选中“谷歌”。 一个词汇,字典里写的解释,只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这个客观事实就是:在广大使用者的心里,它是什么意思。因此,一个词汇含义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广大使用者的认可;想要扩展其含义,也需要广大使用者的知晓和认可;想用新含义挤掉旧含义,则需要从广大使用者心里抹去旧的含义,而这是十分困难的。一个词汇会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留下很多痕迹,这更难抹去,甚至还会引发强烈反弹。 “龙”被译为dragon,暂且不说英语国家的人因此而误读中国的龙、中国文化、中国人和中国,对中国产生的不利影响,就说英语国家的人遇到的麻烦就很大:他们被迫接受“恶魔杜拉根在东方是吉祥之物”这一新增加的解释,他们看到dragon这个单词后必须纠结一下:这是吉祥的东方龙还是邪恶的本地杜拉根?如果汉字“猪”被外国人拿去称呼一种轻盈灵巧的小鸟,我们中国人就能体会到这种纠结了。 这个麻烦也不去说。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未来某一天,中国人还要告诉他们:以后dragon一词的意思彻底变了,不再代表恶魔了,而完全代表中国吉祥的龙了!那么英语国家从古至今所有的书籍、图画、电影和电子游戏中的杜拉根是善还是恶?英语国家的人用什么词汇来指称他们神话中的“蜥蜴状的、有蝙蝠翅膀的、会喷火的凶恶魔兽”?他们必须创造一个新的词汇?他们的神话故事都必须修改?他们的《圣经》也必须修改?…… 正因为中国的一些学者们预见到“改变西方人对于‘Drgaon’作为‘魔鬼’的单一意思的理解,甚至慢慢淡化其作为魔鬼一意的概念”之巨大困难和不可能(实际上不需要学者,稍有常识者都知道),所以“只能想到把Dragon改为Loong这样的解决方法”。这也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绕过困难。网友stamp所谓的“积极面对”式正名法,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中国的学者只会做这样的“积极面对”,才是闹笑话呢。 文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改变西方人对一个母语词汇的认识,实际上是对别人文化的不尊重,是另一种文化侵略。这引发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因此,stamp提出的这种正名法只能用“舍近求远,无事生非”来形容。 岳阳师范学院(西院)外语系教师宋德生在论文中说:“昆明世博会上,美国馆展出了一种花,他们起名为‘龙吃东西’(Eating Dragon),(这是笔者在电视里听到的记者的随口译名。)当然单从字面上看,我们不知道这里的‘龙’的含义是英文dragon的本义,还是中国龙的含义。但是当记者问该馆的一位女园艺师知不知道龙的含义时,她说:是一种‘很伟大、很神圣的东西。’这说明这名园艺师以及该馆的工作人员头脑中的dragon已经注入了中国龙的含义。随着人们认知环境的改变,一些反映微观文化特征的直译,也越来越为人们所乐意和能够接受。我们对于身边许多颇带‘洋味’的‘舶来词’,如:‘蓝领’、‘白领’、‘软饮料’等直译词汇,能够轻松理解和自由运用,不是最好的证明吗?”[76] 问题是:这些词汇都是专用名称,人们不会产生误读,例如不会把“蓝领”理解为“领子为蓝色的衣服”、“蓝队的领队”等等,而很清楚它是指一种职业类型或层级。 宋老师说:“我们不知道这里的‘龙’的含义是英文dragon的本义,还是中国龙的含义”。既然有此困惑,为什么不给中国龙建立一个专用名称呢?使自己、也使其他人能够一目了然呢?语言不就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吗?为中国龙取一个专用名称Loong,使人们能够“轻松理解和自由运用”,不是很好吗? 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如上述美国女园艺师)知道中国人喜欢dragon(龙),在涉及中国时,或在和中国人对话时,的确会提醒自己“此dragon(龙)非那dragon(杜拉根)”,但他们在内心深处会真正地像中国人那样,把龙(dragon)视为吉祥和力量的象征?而不是暗地里觉得中国人很奇怪、很荒诞、不可理喻、非我族类、是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如果我们遇到某国人自认为苍蝇“很伟大、很神圣”,我们会不会嘴上不说、心里嘀咕? 很多人坚信在中国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外国人最终会彻底改变对dragon一词的负面理解,但修改一下“龙”的译文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为什么对一个英文单词dragon这么情有独钟、依依不舍呢?看来童年的记忆(小学英语课上学的内容)的确非常牢固。 针对反对重新翻译龙的种种言论,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专家委员会成员顾祚华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以实定名,根据内容决定名称,是一条铁的法则、铁的逻辑。这不能因为任何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改变,因为这涉及到对事实的科学表述,更涉及到对客观事实的尊重。而现在在对龙的英译名变更问题上,许多人不是把尊重事实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权宜’或‘策略’的考虑放在第一位,如外国人能否接受;我们国力再强大一些,外国人自然会改变看法等等。严格说来,这不是学术研究中尊重事实、服从真理的态度。”[77] “以实定名,根据内容决定名称,是一条铁的法则、铁的逻辑。”顾先生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6-7,更多反对理由和标准反驳法 多年来,笔者还遇到各种其它奇谈怪论,为此笔者都开发了现成的回击武器。限于篇幅,下面只列出一些前面尚未讨论过的反对意见。 奇谈怪论:“与其花费力气改变dragon这个‘名’,还不如去改变中国的‘实’(落后的面貌)。中国强大了,外国人自然会认为中国的象征物dragon是个好东西。” 答: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扛着dragon这个恶魔的名字,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会阻碍中国强大的进程。中国强大之后,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未必是尊重和友好,更可能是提防和恐惧。中国自称是dragon(恶魔),只会强化他们对中国的厌恶和仇视。因此,重新翻译龙有助于中国的发展,有助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名正言顺”有助于“名副其实”。 奇谈怪论:“名不重要,关键是实质。” 答:难道忘记了孔圣人的话“名不正则言不顺”吗?为什么父母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时、人们给自己取艺名或笔名时、企业家为企业取名称时,都尽量用含义好的字眼?为什么没有人的名字叫“李小虫”、“成匪”?而要叫“李小龙”、“成龙”?为什么没有企业的名字叫“锈蟑螂贸易有限公司”?而要叫“金龙贸易有限公司”?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名字?李小贼大侠不仍然可以功夫盖世?成匪大哥不仍然可以塑造无数可爱的银幕形象?“锈蟑螂贸易有限公司”也未必不能成为世界一百强企业。实质虽然很重要,但是名也很重要。既要名副其实,也要名正言顺。 否则谁敢报名去考黄无知教授的研究生?他即使再有真才实学,也没人敢报考呀!(图6-7-1) 即使学生本人了解黄无知教授的水平,愿意跟他读研究生,他们的父母也会坚决反对的呀! 图6-7-1,漫画:名不正则言不顺、行不畅。 黄佶作于2014年4月5日。 奇谈怪论:“要是改个名字就小康了,那世界真就大同了!!” 答:没有人说过改正龙的翻译就能小康。不要把荒谬的观点强加在对方身上,然后批判对方的正确观点。改正龙的翻译不会使中国直接进入小康,但“名正言顺”之后有利于减少中国建设小康社会时遇到的来自国际社会的阻力。在西方人眼里,龙代表中国。更改对龙错误的翻译,有助于塑造正确的中国国家形象。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良的国家形象会阻碍一个国家的发展。 在中国人眼里,日本的国家形象非常糟糕,这影响了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例如日本参加中国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就因为中国民间的激烈反对而受到很大的阻碍。后来则是日本品牌的汽车在中国市场受到抵制。图6-7-2摄于中国民众反日热潮期间,一台照相机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大家应该懂的。 图6-7-2,照片:相机也不得不武装起来了。 摄影:刘杰,2012年9月14日。[78] 奇谈怪论:“重新翻译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答:中国的东西明明和外国的东西截然不同,却不敢自创新词,划清界限,这才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意大利馅饼被翻译成“披萨”,怎么没有人批评意大利人缺乏自信?相反,这恰恰是意大利人有自信的表现:不怕你中国人看不懂,如果真的看不懂,那就去学习、就去打听!或者干脆买一块来尝尝! 奇谈怪论:“中国人没有资格创造新的外文单词。” 答:这是谁说的?谁规定的?法律条文在哪里?你创造了一个新的外文单词,会有外国人来起诉你?一个单词是谁创造的,谁能看得出来?“雷达”这个汉语词汇是谁创造的?Kung Fu这个英语词汇又是谁创造的?有人愿意用就可以了,没有人会在乎是谁创造的。 奇谈怪论 :“如果用一个loong来代替dragon,不知道有几个老外能猜测到其中中国文化的含义。” 答:猜?老外为什么要“猜”Loong这个词的含义?难道中国人看到一个外语生词,是靠猜来知道其含义的?可以查字典嘛!把龙译为Loong的同时,还要为它撰写外文注释,加到辞典里去,或放在网上。外国人根本不需要猜,在辞典或网上一查就知道Loong是什么意思了。不看介绍,不查字典,中国人也“猜”不出什么是“培根”、什么是“起司”。为什么中国人能够花大力气学习外语和外来语,外国人就不能也花点力气学习呢?我们把中文的东西音译过去,已经大大方便他们了,省去了他们学方块字、学点横撇竖捺的麻烦了。 奇谈怪论:“英语中和Loong拼写方法相近的词的含义都不好。既然loong和dragon都会引起不好的联想,那么换一个翻译法会有差别么?” 答:Dragon的意思本身就不好,而Loong只是可能被恶意者恶搞,性质完全两样。就好象“灾”本身的意思就是不好的,而“哉”可能被恶搞成“栽”,性质截然不同。再说我也不反对新的、更好的音译龙的方案。希望你能够提出好的译龙新方法。 奇谈怪论:“我不认为西方人真的会以Dragon不好为原因反对中国。” 答:是的,西方不会仅仅因为中国自称是杜拉根的传人就反对中国,但是中国人喜欢杜拉根会使西方人造成误解,不喜欢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产品。就好象我们不会喜欢自称“蟑螂的传人”的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文化以及产品。另一方面,当有西方人因为其它原因反对中国时,中国人自称“杜拉根的后代”会方便他们动员其他西方人一起来反对中国:“你看!中国人自称是恶魔的后代,你们还犹豫什么?!” 奇谈怪论:“法国自称高卢雄鸡,而鸡在我们这儿是不体面的称呼,人家也没有急着要把雄鸡改成凤凰。” 答:人家自称是“雄鸡”(le coq gaulois [79]),而不是一般的“鸡”。如果我们看见法国女性就喊“法国鸡”,一旦法国人知道其潜台词之后,你看他们会不会揍你! 奇谈怪论:“从理论上说,西方人也不会因为我们是dragon的传人,就以为我们都是凶神恶煞。” 答:这是“从理论上讲”,那么“从实际上讲”会怎么样呢?从理论上讲,我们不会拒绝“克扣苛勒”这种饮料,但在实际上我们却更愿意选择喝“可口可乐”。即使外国人的确不会因为中国自称“dragon的传人”而认为“中国人都是凶神恶煞”,但会不会对中国人有所警惕、有所疏远呢?为什么我们要为了固守一个百年前外国人的错误翻译,就让它抵消我们对外宣传工作的很多努力呢? 奇谈怪论:“威尔士人就喜欢dragon。” 答:有人喜欢的东西,并不等于就是好东西。很多人喜欢抽烟,但香烟肯定是坏东西。威尔士人喜欢杜拉根,不等于其他西方人喜欢杜拉根,不等于中国人也应该喜欢把龙译为dragon。威尔士人喜欢杜拉根,不等于杜拉根就是龙,和龙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论好坏,不同的东西应该用不同的名称,以免产生混乱。威尔士人只有区区三百万,而把dragon视为恶魔的人有几十亿。 而且威尔士人也不是不加选择的喜欢dragon。他们只喜欢红色的dragon,而敌视白色的dragon,因为后者象征征服了他们的撒克逊人。 奇谈怪论:“龙的翻译改为Loong,西方国家就不攻击中国了?所以改了也没有用。” 答:很多人的是非标准不是“是否应该”,而是“是否有用”。不少大学生认为基础人文素养课程对自己未来找工作“没有用”,于是就没有兴趣、不认真学习。很多教师对此痛心疾首,大力呼吁改变这种思想观念。在重新翻译龙这件事情上,很多专家教授领导干部和这些尚不懂事的大学生一样,同样只问是否有用,改了之后西方人是否就不攻击中国了,却不思考是否应该改译。我们给孩子取名“黄富贵”,孩子将来未必真的富贵;但如果取名“黄永穷”,孩子的前途肯定不会好:小时候不断受到同学们的嘲讽,长大了求职困难,做生意的话没有人敢与他合作,从政的话大多数人不敢投票给他,怕在他领导下经济一蹶不振,女孩子们的母亲多半也不敢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所以极少有家长敢拿孩子的未来冒险,去标新立异地取一些怪名字。重新译龙的道理也一样。龙改译为Loong,不会终止反华人士的攻击;但如果仍然叫dragon,和恶魔同名,则大大便利了反华宣传。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奇谈怪论:“日本、越南都有龙。欧美国家为什么不攻击它们?关键是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有人想攻击中国,总会找到一个象征物来丑化中国。” 答:如果龙不再译为dragon,反华势力至少还得费劲去找一个新的形象来丑化中国。千百年来杜拉根(dragon)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最大的恶魔,他们到哪里去为中国找这么“好”的第二个象征物?这种反对重译龙的理由真是荒诞。如果这种理由能够成立,很多事情都没必要做了。中国有必要对外宣传“和平发展”理念吗?反正西方国家总有反华新借口;父母需要费心给孩子取个好名字吗?反正同学们总能创造出一个难听的外号;公司需要取好名字吗?反正竞争者总会找到理由攻击的。 …… 笔者在回答无数有悖最普通的常识、逻辑和理性的问题时、甚至堪称愚昧的问题时,渐渐认识到很多话题早已超出了翻译和文化的范畴,而已经涉及到中国人的思想方法问题了。很多奇谈怪论不是出自普通人,而是出自专家教授、年轻学子,令人不禁为中国的未来担忧。 6-8,最奇怪的事情:新华网建立专栏“美国人反对中国龙更名说明什么” 在围绕重新翻译龙的争论中,最奇怪的事情是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网建立专栏“美国人反对中国龙更名说明什么”(责任编辑: 关志健)[80](图6-8-1),这个专栏建于2006年12月16日,存在了十余年,2016年时还能访问。 回顾一下这个专栏建立前后发生的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2006年12月14日,《参考消息》第十四版“环球调查”发表了长篇综合报道“西方人对‘中国龙’的看法在变”[81],其内容是由驻扎在世界一些国家的中国记者对当地人就“龙”的问题进行的采访。 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美国:‘中国龙’非‘西方龙’”。《参考消息》报驻洛杉矶记者于大波采访了“长期从事东西方文化研究”的美国旧金山《矽谷时报》副社长诺曼。在谈到是否有必要将dragon一词改为Loong来称呼“中国龙”时,诺曼说,“既然多数西方人已经习惯用DRAGON一词来表述‘中国龙’,那么有什么必要去通过改名来迎合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呢? ”同一天,新华网转发了这篇文章,标题改为:“美国人反对否定‘中国龙’,没必要改称LOONG”。[82] 2006年12月16日,新华网上出现了一个专栏,标题是“美国人反对中国龙更名说明什么”。 看到这个专栏标题,我觉得非常奇怪。 首先,美国人反对中国龙更名能够说明什么?中国的龙翻译成dragon错了,外国没有人帮中国人纠错,中国人自己来重新翻译,关美国人什么事情?韩国首都的中文名从“汉城”改为“首尔”时,问过中国人的意见吗? 实际上,美国人反对中国龙更名什么都不能够说明,美国人还反对中国统一、反对中国收回南海权益呢! 美国人反对中国统一、反对中国收回南海权益说明了什么?难道说明中国不应该统一、不应该收回南海? 美国人反对中国龙更名什么都不能说明,倒是这个专栏的标题能够说明标题撰写者和审查通过者缺乏最基本的常识。 其次,“不必更名”只是一个普通美国人(美国旧金山《矽谷时报》副社长诺曼)的观点。记者于大波在文章第一段就做了明确的说明:“记者能力有限,只能作小范围的调查,不能因此就下结论。” 在说“美国人怎么样怎么样”这种话时,“美国人”应该指的是“大多数美国人”或“很多美国人”或“美国官方”。但新华网编辑把一个普通美国人反对重新翻译龙说成“美国人反对中国龙更名”,给读者的感觉似乎是美国官方已经正式表态或美国民众群情汹涌,普遍反对中国人重新翻译龙。更可气的是还使用了气势汹汹的疑问句:“美国人反对中国龙更名说明什么”,一看就是想拉大旗作虎皮、借“美国人”的威风来打压主张重新翻译龙的中国人。 有意思的是,在该专栏右侧的“今日焦点”中,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美国人都反对否定‘中国龙’,称没必要改成LOONG”(图6-8-2)。一个普通美国人反对重新翻译龙的观点,在新华网编辑的笔下,居然成了全体美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该专栏的编者按写道:“近日,据新华网报道,一个调查结果显示某些专家很在意的美国人对龙的态度竟然是反对否定‘中国龙’,认为中国龙没必要改称LOONG。这不由得让我们深思:某些专家一味想迎合的西方人士为何会对他们的示好不领情?” 在这里,一个普通的美国报社副社长不仅成了“美国人”的代表,而且还迅速地成了“西方人士”的代表,炸爆米花时的膨胀速度也没有这么快呀! 实际上,新华网的编辑个人或新华网官方完全有权力反对重新翻译龙,也可以借用世界各国反对者的意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不能用这种夸大其辞、以势压人的方法。 第三,记者在文章中介绍:美国旧金山《矽谷时报》副社长诺曼“长期从事东西方文化研究”。因此,诺曼很熟悉龙和杜拉根之间的差异。 显然,诺曼说“龙不必改译”是因为他知道此dragon(龙)非彼dragon(杜拉根)。那么新华网专栏的编辑有没有想过:东方文化专家知道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是不是就等于其他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知道这种差异、从而不必改译? 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诺曼说,‘中国龙’和西方龙完全是两码事,‘此‘中国龙’非西方龙’。从外形上说,‘中国龙’是由九种图腾组成的新图腾,龙嘴上有胡须。而西方神话传说中的龙虽然跟‘中国龙’有些相像,但它更像恐龙或蜥蜴,身上长着翅膀,嘴上没胡须。从象征意义上说,‘中国龙’是吉祥的象征,是风调雨顺的保证,是民族和谐的标志。而西方的龙在《圣经》里是‘魔鬼’和‘撒旦’,‘迷惑普天下’,是邪恶和暴力的象征。” 不知道新华网的编辑有没有想过:既然龙和杜拉根有如此本质性的差异,其象征意义截然相反,那么是不是有必要在技术上(例如名称上)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区分呢?难道美国人说不必重新翻译,就真的不需要重新翻译了吗? 既然中国记者采访的美国人知道中国的龙和西方“龙”(杜拉根)不是同样的东西,而且还有人利用龙被错误地译为dragon而攻击龙、攻击中国,那为什么不应该用两个不同的词汇来分别表示龙和杜拉根呢?记者为什么不追问一句呢? 中国龙和西方杜拉根之间的差异是本质性的,更何况还有人根据dragon这一翻译来丑化中国的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龙却反而没有必要取个新的英文名?这是哪家的道理? 新华网的编辑至少受过高等教育,其最基本的判断力到哪里去了? 第四,诺曼的话有明显的语病:“在谈到是否有必要将dragon一词改为Loong 来称呼‘中国龙’时,诺曼说,既然多数西方人已经习惯用dragon一词来表述‘中国龙’,那么有什么必要去通过改名来迎合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呢?”这里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指的是诺曼自己所说的那些人:“即便真的有别有用心的人按图索骥,用西方传说中的‘恶龙’来影射攻击中国,……”。 既然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杜拉根来影射攻击中国,那么把龙翻译成Loong、使龙与杜拉根彻底切断联系之后,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不就无法“用西方传说中的‘恶龙’(杜拉根)来影射攻击中国”了吗?这明明是给他们增加了麻烦,制造了巨大的障碍,断绝了他们的“影射”之路,怎么反而是“通过改名来迎合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呢? 新华网的编辑连这么明显的逻辑错误都没看出来,说明了什么? 实际上,不修改龙的翻译才是迎合西方人,诺曼说得很清楚:“既然多数西方人已经习惯用DRAGON一词来表述‘中国龙’,……。”那么重新翻译龙,广大西方人就必须学习一个新单词,这多麻烦?为了减少西方人的麻烦,中国人就继续背着dragon这一恶名吧! 新华网的编辑连这么明显的损人利己动机都看不出来,说明了什么?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熊启煦指出:“马礼逊译中国龙为‘dragon’,有没有妖魔化中国的本意不得而知,而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对西方世界造成极大冲击,被呼之为‘黄祸’,至今余悸未消。所以那些坚持‘白人中心主义’的西方人的惯性思维十分乐意视中国龙为‘dragon’,把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与‘dragon’挂钩,妖魔化中国。”[83] 也许诺曼先生本人没有想妖魔化中国的本意,但他在潜意识里仍然是以自己、以英语国家的人为中心的。他想的是:“我们能够识别龙和杜拉根之间的差异就可以了,我们会为你们识别的,所以你们就别改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用dragon这个词同时表示西方恶魔杜拉根和中国的象征龙了。……” 新华社记者刘洪在自己的博客中说:“引用几个通晓中国文化的汉学家的话,就证明外国人其实都知道咱们中国龙有特殊吉祥意义,我们是太自信了。”[84] 看来新华社里还是有明白人的。 6-9,《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一项用规范的实验方法得出错误结论的研究 【详见:http://www.loong.cn/ge_yan_qin_yu_lin_2008_huangji.htm, http://www.loong.cn/ge_yan_qin_yu_lin_2008_huangji_2.htm】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和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教授秦裕林的论文“Dragon能否表示龙”[85]发表于中国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他们使用了规范的定量研究方法,但结论却是错误的。 首先,作者对基本事实缺乏了解,因此整个研究课题的基本方向就错了。该论文摘要的第一句话是:“以西方历史上颇多负面描述的dragon来表示中国龙,是否会干扰中华民族正面形象的跨文化传播?” 在西方,对杜拉根的“负面描述”何止仅局限于“历史上”?当今的西方出版物上对杜拉根的描述不仍然是极其负面的吗? 作者在论文中写到:“虽历史上对龙有负面描述,就整体而论,龙在中国语境中有着神圣、皇权、强大、威猛和幸运等正面或主流的象征意义。然而,在《圣经》里,dragon神秘、怪异,处于和上帝不断的战争中。在英、德、西班牙语的传说故事中,dragon兴风作浪、凶狠残暴,是圣乔治、齐格菲一类英雄意欲杀之的怪兽。这种差别带来一个传播学的问题:用dragon来表示龙是否会干扰乃至负面影响中华民族正面形象的跨文化传播?” 作者似乎认为,《圣经》和西方神话已经是属于“历史”了。但我们都知道:美国总统就职时,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效忠美国(图6-9-1),证人在法庭上作证之前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说真话。因此,《圣经》虽然历史悠久,但没有成为历史,《圣经》对杜拉根的负面描述所产生的影响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或减弱。另一方面,在西方媒介上,神话故事“圣乔治杀死杜拉根”被频频用来象征西方政治家和敌人周旋的行为,西方儿童仍然在听讲或阅读这些故事。因此,这些神话传说也没有成为历史,仍然对当下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产生着影响。 正因为龙具有“正面或主流的象征意义”与杜拉根在西方被“负面描述”同时发生在当下,因此,作者打算研究的问题“用dragon一词来表示龙是否会干扰乃至负面影响中华民族正面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不做任何研究也能够得出结论。 尽管该论文研究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因其研究方法的规范和定量,其测试结果还是值得关注的。 论文描述的测试I使用中国大学生和“无中国背景”的美国大学生进行对比测试。所谓“无中国背景”指的是:1,非华裔;2,无华裔亲属;3,非中国相关专业;4,不曾访问大中华地区。 显然,这一设计是合理的。 测试I有两项发现: 发现一:与龙相比,对dragon特征的认知有更多的负面内容。 中国被试(16人)为龙选择了19次负面词汇,人均值1.19;美国被试(12人)为dragon选择负面词汇55次,人均值4.58。MWW检验表明,两国被试正面和中性特征选择的差别不具统计意义(p>0.37;p>0.63),但负面选择差别意义显著(p<0.004)。发现支持H2。 发现二:Dragon的基本特征认知中有更多负面内容。 以半数或以上被试选择来界定基本特征认知,测试I发现,龙的基本特征认知10项,dragon的基本特征认知12项。前者中负面0个;正面2项,占20%;中性8项,占80%。后者中负面5项,占41.67%;正面3项,占25%;中性4项,占33.33%。卡方检验显示两者差别意义显著(p<0.05)。发现支持H2。 该文所设立的假说H2是:“比较两结构,dragon所唤起的基本特征认知有更多负面内容。” 显然,这一测试结果和预期的完全一样:dragon在美国大学生心中具有负面的意义。由于论文作者也认为龙在中国人心中具有“正面或主流的象征意义”,因此,论文标题提出的问题“Dragon能否表示龙”已经得到解答:不能。 葛教授等人的测试结果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陈德彰做过的一项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陈教授比较了中国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人对各种动物的认知。中国人对龙、西方人对杜拉根的认知测试结果是:“Most Chinese people like the dragon and think it stands for auspices(26%), dignity(18%), and power(10%), while most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have bad association with it: fiery(18%), mystery(16%), scare(8%) and ferocity(8%).”[86](大多数中国人喜欢龙,认为它代表吉兆(26%),尊贵(18%),力量(10%),而大多数英语国家的人对杜拉根有负面的联想:易怒(18%),神秘(16%),可怕(8%),残暴(8%)。) 陈教授的研究发表于2000年,葛教授等的测试发表于2008年。两次测试间隔八年时间,但西方人对杜拉根依旧持负面态度,可见很多中国人指望外国人改变对杜拉根的理解,从“邪恶”变为“吉祥”,是多么地一厢情愿。一个词汇的含义积淀了千百年,哪有这么容易为了外国人而改变?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最后的两个正式候选人——共和党的特朗普和民主党的希拉里——都不能令选民满意,来自西班牙和赞比亚这两个不同国家的漫画家不约而同地把美国这次大选画成了双头杜拉根,它的两个脑袋一个代表特朗普,一个代表希拉里,创作或发布时间仅差一天(图6-9-2,-3)。可见陈教授的研究发布十六年后、葛教授的论文发表八年之后,杜拉根仍然象征恶魔。 图6-9-2,漫画:Election Day(选举日)。 作者:Elchicotriste,2016年11月8日。 图6-9-3,漫画:Two headed dragon(双头杜拉根)。 作者:Stillmatic,2016年11月9日。 葛教授等人的测试Ⅱ“要求被试通过电脑回答问题,利用程序搜集到的认知与态度选择(5级)和反应时(毫秒)建立起两动物的认知—态度结构。” 测试Ⅱ有五项发现: 发现三:以选择人数为指标,两动物基本特征认知稳定。 发现四 :无论以结构强度(特征认知等级/反应时)或选择人数为指标,两动物基本特征认知稳定,唯dragon有更多负面基本特征认知。 发现五:两认知—态度结构中,结构强度最高的基本特征认知均为中性。 发现六:龙和dragon均获中性态度评价。 发现七:美国被试对long持中性特征认知和态度评价。 以上测试结果中的发现一、发现二和发现四都明白无误地指出了“Dragon有更多负面特征”,但论文作者却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或恰如负面说推测,此源于对历史文献中的负面描述”。 不论美国大学生心目中杜拉根的这些负面特征来自哪里,难道不正说明了杜拉根的这些负面特征是真真实实地存在于美国青年心中的吗?不正好回答了该论文标题提出的问题“Dragon能否表示龙”吗?答案不正是“Dragon不能表示龙”吗? 难道“历史”文献中的负面描述引起的“负面特征”,就不是“负面特征”了?对于该论文来说,重要的是“负面特征”的来源?还是“负面特征”的存在与否?显然应该是后者。因为论文的标题是“Dragon能否表示龙”,而不是“对Dragon的负面印象来自哪里”。 但为什么作者只说一句“或恰如负面说推测,此源于对历史文献中的负面描述”,就不再讨论这些“负面特征”与“Dragon能否表示龙”这个问题的关系了呢? 对杜拉根明确存在的“负面特征”一笔带过之后,作者把目光集中在龙和杜拉根的“中性特征”上: “但在龙或dragon的认知—态度结构中,强度最高为中性特征认知的证据动摇了由负面说衍生的H3。” 作者的假说H3为:在dragon的认知-态度结构中,比之于正面基本特征认知,负面部分有更高结构强度(肯定等级和可接近性);在龙的认知-态度结构中,比之于负面基本特征认知,正面部分有更高结构强度。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作者对发现五的描述和解释: 发现五:两认知-态度结构中,结构强度最高的基本特征认知均为中性。 在认知-态度结构显示的基本特征中: (1)两国被试选择最多者均为中性。其中,龙的基本特征10项中有7项为中性,选择概率高于其他特征,统计意义显著(P=0.02)。美国被试15项选择中有8项为中性,选择概率也高于其他特征,统计意义接近显著(P=0.088)。 (2)Dragon基本特征中,中性特征结构强度最高(认知等级:4.47,反应时:1761)。 (3)龙的基本特征中,中性选择的认知等级也最高(4.32)(表3)。在结构强度最高区域(表2-a和表2-b左上角),龙与dragon的特征认知均为中性,其中,龙有“有力量的”;dragon有“forceful”(有力量的),“powerful”(强大的),“mighty”(有势力的)和“magic” (有魔力的)。这说明认知—态度结构中结构强度最高者并非正面或负面特征。发现动摇了H3。 在这段文字里,作者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自己的假说H3不是“dragon的负面特征的结构强度最高;龙的正面特征的结构强度最高”,而是“比之于正面基本特征认知,dragon的负面部分有更高结构强度;比之于负面基本特征认知,龙的正面部分有更高结构强度”,即:只要dragon的负面部分的强度高于正面部分(不必最高)、龙的正面部分的强度高于负面部分(不必最高),H3假说就能够成立。 根据论文中的表3,龙的基本特征10项中有3项为正面,0项为负面;而dragon的基本特征15项中3项为正面,4项为负面。显然,H3假说并没有受到“动摇”。 总之,论文作者对测试结果中杜拉根在美国大学生心目中明确存在的负面印象轻描淡写,却过分强调“中性选项结构强度最大”,导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中美大学生对龙和杜拉根的认知态度都是中性的。 作者错误地理解了测试II的结果,于是对测试III的理解也错了。在测试III中,作者让中国大学生在网上跟帖,结果是: 被试跟帖中,正面评价龙,反对吴说(“建议不再用龙作为中国的象征”——引者注)帖多达25例,占样本总数89%;中性意见帖、支持吴说帖和态度不明帖均为1例,各占3.6%。分析结果的霍尔斯提(Holsti)信度检验为0.79。将被试态度换算为5级评价(正面4.5,中立3.0,负面1.5)后,态度得分4.23。MWW检验表明测试Ⅱ和Ⅲ中态度差别十分显著(p<0.005)。 为什么作者要说“测试Ⅱ和Ⅲ中态度差别十分显著”呢?因为作者认为,在测试II中,中国大学生对龙的认知态度是中立的,而在测试III中,中国大学生测试者的态度突然转变为近90%的人对龙持正面态度了。 作者产生这一困惑,显然和他们错误理解测试II的结果有关。实际上,作为一个在现代知识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大学生来说,对龙这种“老古董”能够给予0%的负面评价、30%的正面评价、70%的中性评价,已经很不错了,根本不能理解为“对龙持中性立场”。 在论坛上,一旦龙和祖国相联系,爱国因素自然会被添加到龙身上;再考虑到另外一个心理因素:“即将失去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看到有人主张“弃龙”,于是对龙的额外热情也被唤醒,因此,对龙的支持率飙升到近90%,根本不是什么意外之事。 图6-9-5,海报:钓鱼岛是中国的! 作者和创作时间不详。 纵观葛教授等的研究工作,实际上给出了两项结果: 1,美国大学生对杜拉根持负面态度。这是葛教授等自己也承认的; 2,中国大学生对龙持正面的态度。葛教授等的论文中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在龙的10项基本特征中,参加测试者选了3个正面项,而一个负面项都没有选;在论坛跟帖时,89%的参加测试者正面评价龙,反对弃龙。 中美大学生对龙和杜拉根的态度对比如此鲜明,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dragon这个单词不能用来表示龙,即不能把龙译为dragon。 作者在文中说: 讨论至此,我们有证据相信,虽然测试Ⅱ中的中国被试也了解龙与中国文化的象征联系,但当这种象征性未被在群体对立的框架中加以“编辑”时,被试仍会在有限范围内搜索信息,做出中性的态度评价。在问题框架、动机、传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测试III被试使用了大量与我群认同相关的信息,使其态度判断偏离测试II建立的基线。基于同样的证据,进入dragon代表龙的传播框架,西人当明白此dragon非彼dragon,或the dragon不是dragon。常态下,经“省力原则”或“成本—利益”作用,西人对dragon持中性态度。群体对立的心理情境中,西人会搜索更能满足群体认同需求的“有用的”信息——包括对dragon的负面特征认知——来支持态度重建。 把这段晦涩拗口的文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1,中国参加测试者对龙的态度本来是中性的,但在论坛上,在他人爱国语言的刺激下,参加测试者对龙的态度才转变为正面评价。 2,虽然平时西方人对杜拉根持负面态度,但如果告诉他们:杜拉根是吉祥如意的象征,那么,他们对杜拉根的态度会变为中性。 3,在西方人和中国人有矛盾时,西方人对杜拉根的态度将回归负面。 第一点中,“中国参加测试者对龙的态度本来是中性的”,这是错误的,前面已经说过。 第二点,也许的确如此,但这还要取决于西方人肯不肯转变态度,而且也挺麻烦西方人的。因此,何必如此复杂呢,直接重新翻译龙,把龙和杜拉根划清界线,既省去很多啰嗦,也方便了西方人。 第三点说明:如果不把龙和杜拉根划清界线,一旦东西方有了冲突,中国人过去所有的对外宣传工作就都白忙了(图6-9-6)。既然如此,何不未雨绸缪,现在就重新翻译龙?何必硬要抱着dragon这个词不放呢? 图6-9-6,示意图: 既有Loong,何需dragon? ——美国人对dragon和loong这两个单词的理解情况的变化。 黄佶制图,2015年4月16日。 作者在文中说:“在传播情境中,象征符号本身的特征不是问题的关键,它象征的对象是什么、在怎样的环境中执行其象征功能才真正重要。”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个词汇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象征的是什么,在什么环境中行使象征功能。 由于绝大多数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他们只能从中国的象征物——龙(“中国杜拉根”)这里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因此,作者的观点可以简化成 :“环境是最重要的因素”。 根据作者前面的观点:在一般的环境下,西方人认为杜拉根的内涵是负面的;在东西方友好时,西方人认为“中国杜拉根”是中性的;在东西方对立时,西方人又会认为“中国杜拉根”是负面的。 既然在最好的状态下,杜拉根也不过是中性的,那何必还硬要把龙译为dragon呢?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没有冲突时,使别国人民喜欢中国;在出现矛盾时,至少不反对中国,而愿意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但是把龙译为dragon根本帮不上任何忙,关键时刻(发生对立或冲突时)还会帮倒忙。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守着dragon这个词不放呢? 2013年,葛岩教授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研究也说明,即便把龙翻译成dragon,也不会给西方人的中国感受带来负面影响。”[87] 但他自己的研究结果支持自己的假设2:“dragon所唤起的基本特征认知有更多负面内容”;他的研究结果还表明“群体对立的心理情境中,西人会搜索更能满足群体认同需求的‘有用的’信息——包括对dragon的负面特征认知——来支持态度重建”,即中美对立时,美国人对杜拉根的态度由中性转向负面。 既然美国人对dragon一词的态度是负面的,而龙是中国的象征,那么把龙译为dragon怎么可能“不会给西方人的中国感受带来负面影响”呢? 图6-9-7中,生有巨大羽毛翅膀的天使把杜拉根踩在脚下,并用铁链锁住。后者长有巨大的蝙蝠肉翅,这是邪恶的象征。图片下方的文字摘自《启示录》(Revelation)。文字写道:“He seized the dragon, that ancient serpent, who is the devil, or Satan, and bound him for a thousand years.”(他抓住了杜拉根,这头古蛇,它是魔王,即撒旦,他要绑住它一千年。) 把中国的象征物龙和这样一个魔王同名,怎么可能“不会给西方人的中国感受带来负面影响”呢? 作为在中国顶级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应该非常严谨,但葛岩和秦裕林教授在论文中虚构了一个“较大规模、跨群体和跨多国的研究”,并假设其测试的结果,然后根据此假设的测试结果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葛教授和秦教授在“Dragon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一文的第8点“研究局限与结语”一段中说: 由于采用小规模、同质和便利被试为测试对象,本研究属试验性质。其外部有效性自有其局限,尚待较大规模、跨群体和跨多国的研究来检验。如果更大规模的测试支持上述发现,则本研究表明,尽管国人和西人(至少是美国人)对龙与dragon的特征认知不尽相同,在常态下,他们对两种神话动物持有的态度无显著区别。因此,使用dragon表示龙不至令中国形象蒙受误解。 其中的所谓“较大规模、跨群体和跨多国的研究”实际上根本没有进行,所谓“更大规模的测试支持上述发现”仅仅是作者的假设(“如果”),但作者居然会据此作出一系列的结论:“则本研究表明,尽管国人和西人(至少是美国人)对龙与dragon的特征认知不尽相同,在常态下,他们对两种神话动物持有的态度无显著区别。因此,使用dragon表示龙不至令中国形象蒙受误解。” 依据这一根本没有进行过的“更大规模的测试”得出的毫无依据的结论,也的确误导了至少一位读者,使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李贵升认为这是一项已经完成的“实证研究”,并相信和接受了这一“实证研究”得出的的结论[88]。他在论文中描述了自己的观察之后,引用了葛教授等的“结论”,以作为对自己的观察结果的支持。他写道[89]: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国人和西人(至少是美国人)对龙与dragon的特征认知不尽相同,在常态下,他们对两种神话动物持有的态度无显著区别。因此,使用dragon表示龙不至令中国形象蒙受误解。”(葛岩,秦裕林2008: 176) 参考文献:[2]葛岩,秦裕林.Dragon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8,(1). 以上种种现象使笔者不得不相信:葛、秦两位教授是带着预设的结论进行此项学术研究的。他们的预设结论是:“Dragon能够表示龙”。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小规模实证调查结果清楚地显示中国大学生对龙的态度和美国大学生对dragon的态度截然不同时,仍然努力把结论引向自己预设的方向,甚至假设进行了一个“较大规模、跨群体和跨多国的研究来检验”,并断言其结果“支持”自己的发现。 葛教授等在论文中还说:“证据还显示,至少在目前,使用long来替代dragon无助于龙的正面意义传播。” 这显然是对新译法过分苛求了。在外国人还不知道“long”代表什么东东时,当然无法靠它来传播龙的正面意义。一个新译法出现后,还要对其进行配套的注释和传播工作,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难道作者第一眼看到“披萨”两个汉字,就知道它是食物的名字吗?一方面对毛病多多的dragon百般开脱,强调西方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对dragon持中性态度,另一方面却百般挑剔刚刚面世的新译法long或loong(“黄佶提倡用奇怪的‘loong’表示龙”[90]),苛求它们立即为外国人熟知、发挥重大作用,这是很不应该的。 对于西方人来说,long的原含义是中性的,新含义不明。因此对这个词汇的态度至少是中性的(葛秦二位教授的测试结果证明了这一判断:“发现七:美国被试对long持中性特征认知和态度评价”)。经过中国人的介绍宣传,西方人知道long或loong的新含义是吉祥如意的龙之后,那么其态度多半会转变为正面,至少不会转变为负面。显然,重新翻译龙,赋予中性的Long或Loong以正面的含义,要比把具有负面含义的dragon扭转为正面含义,更为容易。一些艺术家已经进行了尝试,将热情和欢快赋予本来中性的Long或Loong。(图6-9-8) 葛教授等还说:“而且,即使long与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日后得以建立,其传播效果也将主要由其象征的对象——中国文化、中国人——以及中国与他国的实质关系来决定。”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即便这样,重新翻译龙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因为新译法可以在中国龙和万恶的杜拉根之间划清界限。 坦率地说,葛教授和秦教授的研究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为下面这个观点提供了精确的科学数据:“‘龙’再也不能译成dragon了。” 6-10,有些学者对dragon一词的喜爱到了失去常识的程度 湖北大学外语系97级研究生陈家刚撰文赞同把“亚洲四小龙”译为Four Asian Dragons,他说:“因为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交流文化思想,这种译法尽管起初会让英美读者不习惯,但这会促使他们去挖掘中国文化中‘龙’的内涵。”[91] 这种观点似乎太乐观了一些。Coca Cola(可口可乐)最初进入中国时,没有标准中文译名,被一些销售商称为“蝌蝌啃蜡”。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师贺国伟在评论这个译法时说:“汉字的字面意思根本不像可以入口的饮料或其他食品,倒很像是某种软体动物晒干后制成的中药,令人生畏”[92]。但可口可乐公司没有、也不可能去“挖掘西方文化中‘蝌蝌啃蜡’的内涵”,而是对此敬而远之,委托律师事务所翻译和注册了“可口可乐”作为标准中文译名。看来还是外国人更得孔圣人“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真谛,反而是我们中国人总是忘记自己老祖宗的教诲。 陈先生还说:“既然中国人能理解在中国文化中为人所不齿的狗在西方却是大众宠物,从而接受了Love me, love my dog这一说法,那么西方人就不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口碑不好的dragon在中国文化中却是神圣吉祥活力的象征吗?” 这里的问题是:“狗”在中国虽然是骂人的话,但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养狗用来协助狩猎和看家护院,狗被中国人视为值得信赖的动物助手,因此,“狗在西方是大众宠物”和中国人对狗的态度没有本质冲突。但dragon(龙)则和dog(狗)完全两样,中国人对龙的态度和西方人对杜拉根的态度,天差地别,因此西方人的确不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口碑不好的dragon在中国文化中却是神圣吉祥活力的象征”。就好像欧美人把蝙蝠视为邪恶的象征,日本人把乌鸦视为吉祥之鸟,而我们中国人却无法理解一样。 陈先生还说:“正如许崇信先生所说,中国人对‘龙’的传统观念与西方迥然不同,难道因此在汉译英中就应该把出现‘龙’的地方(龙舟、龙灯、舞龙等)都改成另一种西方人‘感到愉快’的形象,以求得对等的功能吗?许先生这一反诘何其犀利?” 龙舟、龙灯、舞龙都是使人愉快的活动(图6-10-1),难道我们在翻译它们的名称时不应该也使外国人感受到这种愉快?却反而要使他们感到恐怖?翻译不就是要努力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求得其含义对等吗?难道应该努力使其不对等?许先生的这一反诘何其令人费解? “舞龙”这一快乐的事情翻译成英文后变成“舞魔”这一令人恐怖的事情,当然是不对的。但此时中国人要做的不是让外国人以为中国人的舞龙活动原本就是令人恐怖的事情,而是不再把“龙”译为恶魔dragon(杜拉根),并告诉外国人:舞龙不是舞dragon,而是舞Loong,是很快乐的事情。 把象征吉祥的龙和象征邪恶的杜拉根(dragon)区分开来,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 陈先生认为把“亚洲四小龙”译为Four Asian Dragon的另一个好处是:“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也开阔了英美读者的视野。试想,在翻译中对西方读者回避‘龙’的形象,长此以往,则英美人将不知中国文化中有‘龙’一词,其包含的文化内涵也将遗失殆尽,这将错过一个多么好的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机会?” 陈先生似乎认为只有dragon这个词汇能够代表龙。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英语里没有合适的词汇能够代表龙,那我们就创造一个新词汇好了,例如Loong。多少外国新玩意进入中国,也没有难倒外国人和中国人,这些新东西都被取了合适的名字。中文里原来没有“咖啡”这两个字,于是中国人就永远不会喝咖啡?西方人就失去了向中国人介绍这种西方文化的机会? 很多中国人喜爱dragon这个词汇到了失去常识的程度,真是令人奇怪。这种现象比怎样翻译龙这个问题更值得研究。 6-11,现代寓言,爆笑:如果pizza被翻译成“砒霜”…… 以下内容是我写于2007年12月的一篇文章,撰写本书时又加了一些内容,如果你看了不笑的话,可以来找我算账。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如果pizza被翻译成“砒霜”。这个故事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不了解一个概念在非母语环境中的真实内涵,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会闹出多大的笑话。 这里使用“砒霜”是因为其发音和pizza很相近,同时它也是吃的东西,但作用却和pizza截然相反,更因为我们中国人非常理解“砒霜”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 故事开始了: 意大利美食pizza刚被引入中国时,第一个报道它的新闻记者碰巧不喜欢意大利人(原因可能是意大利足球队刚刚在世界杯上淘汰了他最喜爱的巴西队),他还认为快餐都是垃圾食品,于是他把pizza音译为“砒霜”。 绝大多数意大利人包括pizza的生产者以及销售者都不懂中文,一看到有中国人这样翻译,就照葫芦画瓢,在pizza店的招牌上这样写:“来自意大利的美味砒霜,欢迎品尝”。 后来一些懂中文的意大利人知道本国国粹pizza在中国居然和最毒的毒药同名,立即写博客、写论文、开会议、发布《米兰宣言》[93],提出应该重新翻译pizza,把pizza音译成“披萨”,并联名向意大利商业部和食品安全与卫生部写信,请政府出面要求中国媒介修改错误翻译。 这时一些意大利学者开始批评他们了: “你们要求重新翻译,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你们的pizza是一块有文化洁癖的pizza!” “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我们意大利的pizza色彩美丽、香味扑鼻、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的pizza餐厅富有文化气息,我们的pizza广告充满乐趣,有了这些‘实’就足够了!何必要重视那个‘名’呢?!就是翻译成‘砒霜’又怎么样了呢?只要我们多宣传pizza的美味,多做广告,多宣传意大利的传统文化,中国消费者总有一天会了解pizza的内涵,会热爱我们的意大利砒霜的!” “我们不必改变我们自己的翻译,我们要有民族自信心!相反,我们要改变中国人对‘砒霜’一词的认识!让他们知道‘砒霜’是美味的、营养的、浪漫的,而不是一种毒药!” “根本没有必要重新翻译!我们不应该把力气花在重新翻译pizza上,而应该努力推广意大利文化,将来全世界的人都用意大利文了,还需要进行翻译吗?让他们直接写意大利文pizza不就完了?!” “我们意大利经济现在不行了,你们就去迁就中国人。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改名,而是发展意大利经济!等我们的经济上去了,成为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中国人自然会重新认识‘砒霜’这个词、喜欢吃砒霜的!” “重新翻译pizza就能重振意大利经济吗?能使意大利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吗?希望我们意大利的学者们还是干点实事吧!不要在那里咬文嚼字了!” “都是吃饱了撑的!” “要修改翻译?那么不仅pizza的翻译‘砒霜’要改,而且我们意大利国的中文名称也要重新翻译,凭什么说我们‘大利’?是不是说我们意大利人‘重利轻义’?我看应该翻译成‘义小利’!” 还有一些意大利学者说: “Pizza本来就是毒药嘛!快餐都是垃圾食品,老是吃的人胆固醇高、血糖高、血压高,不是慢性毒药是什么?Pizza的价格也很贵,孩子们老是吵着吃pizza,家长给他们买书本、上补习班的钱就少了,这不是精神上的毒药吗?!所以我看把pizza翻译成‘砒霜’是完全正确的!” “当年墨索里尼就是啃着pizza去侵略其它国家的,所以pizza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继续把pizza作为意大利文化的代表!” “Pizza翻译成‘砒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中国人因此害怕过意大利吗?不是照样在国际乒乓球比赛中大比分淘汰我们的选手吗?” 又有一些意大利学者说: “我们不是中国人,怎么能够随便创造中文词组‘披萨’呢?这不是越俎代庖吗?” “Pizza被翻译成‘砒霜’已经有些年头了,中国消费者都已经熟悉了,重新翻译后他们就搞不清楚了,这多不好啊!” “‘砒霜’一词里的‘霜’是个多好的字眼啊!晶莹剔透,纯洁美丽,不正好反映了pizza的纯正品质吗?中国有一首古诗流传至今:‘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多么优美的诗句啊!我看不必重新翻译,‘砒霜’挺好的。” “中国人说‘以毒攻毒’,砒霜还是一种重要的药物,能够治病救人呢,把pizza翻译成砒霜有什么不好?” “即使要改,只要加个定语就行了,为了和中国的砒霜区别,可以加‘意大利’三个字,即‘意大利砒霜’。” “你们说把pizza翻译成砒霜不好,但我看翻译成‘披萨’也不好,因为‘披萨’和中文‘屁撒’在发音上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不当‘砒霜’了,却当起了‘放屁和撒尿’,还不如不重新翻译!” 在意大利国内为此事吵得不可开交之时,意大利报纸《参考新闻》[94]驻上海的记者找到长期研究意大利快餐的中国学者黄老吉,询问他pizza有没有必要重新翻译。黄老吉说:“Pizza是一种美味的食品,砒霜是一种剧毒的毒药,截然不同。但我清楚地知道此‘砒霜’(pizza)非那‘砒霜’(毒药)。随着意大利饮食文化在中国的逐渐传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会知道这一点的。因此,少数仇恨意大利的人借用pizza被翻译成‘砒霜’来诬陷意大利文化,妖魔化意大利人民,是不能得逞的。所以我觉得不必重新翻译pizza的中文译名。”[95] 该记者的报道在《参考新闻》上发表之后,意大利的国家中央新闻机构“新马社”[96]立即在自己的网站上建立了一个专题,标题义正词严:“中国人反对重新翻译pizza说明了什么!”[97] 该文章迅即被意大利大小报纸和网站广泛转载,反对重新翻译的人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如沐春风。但其他意大利人摸不着头脑了:“意大利什么时候成了中国的一个省?连重新翻译pizza这样的小事情,都要麻烦中国人批准?” …… 就这样,为了一块小小的pizza,意大利国内学术界和网络上闹得鸡飞狗跳,政府和有关部委、学者教授、翻译家协会、生产企业和食品行业协会等等都无法决定,最后只能不了了之,继续使用“砒霜”作为pizza在中国市场的标准翻译。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盛大的“意大利-中国文化周”时,很多中国游客参加了活动,在活动中,pizza被堂而皇之地译为“砒霜”,意大利官员还热情地向中国游客推荐“意大利文化的象征”——“砒霜”[98]。 …… 有一天,中国《小朋友报》的一位小记者偶尔了解到好吃的“砒霜”的意大利原文是pizza,意大利国内有人提议汉译成“披萨”。他本来就觉得原先的翻译“砒霜”太荒谬,于是撰文介绍可以把pizza翻译为“披萨”,并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介绍。 《小朋友报》在中小学生中的发行量是很大的。小读者们一看,原来自己经常吃的“砒霜”本名是pizza,直接叫“披萨”的确很好,向爸爸妈妈提要求时不再别扭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会因为误解而舍命阻止了。这事后来又传到年轻人那里,他们过去也一直觉得约会时请女朋友吃“砒霜”挺吓人的,于是口口相传,都改叫“披萨”了。 意大利的pizza生产者和经营者一看,“披萨”这种译法在外国(中国)自动流传开来,也就不管本国学者的各种理论和高见,直接使用“披萨”作为pizza的中文标准翻译。但意大利国内的学者还在继续辩论,还有两位教授做了精确的定量研究,测试表明意大利大学生对pizza持有正面态度,而中国大学生对“砒霜”持有负面印象,但这两位意大利著名大学的教授仍然坚持认为“砒霜”一词可以用来称呼 pizza [99] …… 这篇故事荒谬吗?的确非常荒谬,但是却真实地发生在我们中国可怜的龙身上,上述意大利学者和媒介的虚构观点,都来自中国人和媒介的真实言论,当然,需要把pizza换成“龙”,把“砒霜”换成dragon,把“披萨”换成Loong。 然而更荒唐的事情会紧接其后:本文在网上发布后,意大利披萨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还没有来提抗议(我估计他们只会一笑了之,忙着在中国扩大业务,根本不会无聊到关心这种荒诞的事情),但很多中国人会立即愤愤不平地向我抗议:“披萨是意大利的国宝,你怎么能够这样糟践人家!” 这不是我毫无道理的虚构,类似的事情已经在龙的身上发生过了: 我曾提议把dragon汉译成“毒辣更”,文章发表后,崇尚杜拉根、把杜拉根画在国旗上的威尔士人没有来信抗议,但那些坚决反对重新翻译龙的中国人立即做出了激烈的反应,批评我使用贬义词来汉译dragon。[100] 这让我大出意外,瞠目结舌。呜呼,可怜的中国,可怜的中国文化,可怜的龙…… 2015年7月,在一次网上内部交流中,一位激烈反对重新译龙的外宣官员批评一些中国学者把dragon汉译为“撅根”是“报复性”的行为,说这种行为“太离谱”了。 在大多数西方人眼里,杜拉根本来就是妖魔鬼怪,为它取个汉语凶名却被很多中国人视为大逆不道。但是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当作吉祥如意的象征的龙,长期背负外文恶名,这些人却无动于衷,反而找出各种理由,竭力维持现状。这真是中国的一大文化奇景。 很多中国人喜欢糟践本民族的东西,却珍爱外国人的东西。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深思。正确的做法是既珍惜别人的东西,也爱惜自己的东西。 6-12,反对重新翻译龙的浅层原因:思想认识存在片面性 反对者出于什么理由反对重新译龙,别人是永远无法知道真相的。以下仅是笔者的分析和猜测,谨供参考,欢迎反驳。 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dragon(杜拉根)是恶魔,重新翻译龙本来应该是毫无争议的事情,现在有这么多人反对,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反对者在知识或思想上存在片面性: 1,只知道龙是正面的事物,只知道龙在英语里就是dragon,因为中国的英语教材和英汉辞典都采纳了“龙dragon互译”这一错误做法,于是认为dragon也是正面的事物,却不了解dragon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真实含义与龙的含义截然相反(图6-12-1)。 图6-12-1,示意图: 中国人和外国人看见dragon一词时产生的联想及其来源。 黄佶作于2014年8月2日。 2,对中国事物只看其坏的一面,对外国事物只看其好的一面。 3,没有看到中国龙善的一面是主要的,恶的一面是次要的;而dragon(杜拉根)恰好相反:恶的一面是主要的,善的一面是次要的。 4,自己是中国人,知道中国人没有恶意;但不知道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只能根据他们所接触到的有限信息,来了解中国。人们对陌生者总是抱着提防的态度。如果我们再向他们显示一些有负面意义的信息,情况就会更糟糕。例如,我们看见身上有大量文身的人都会不自觉地认为他是黑社会的流氓。即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此人的确是一个正人君子,我们也会心怀七分警惕。 2007年11月的一个冬夜,笔者戴着一顶黑色“劫匪帽”,只露出眼睛和嘴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扬招出租车,但没有司机肯停车。后来我的同伴招到一辆,我上车后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司机看到我戴着劫匪帽,脸遮得严严实实,死也不肯开车。他说不认识路,我说我认识路,但他也不肯开车。我反复声明我是好人,仍然无济于事。显然,黑色的劫匪帽这一邪恶的标志,使司机认定我不是好人。同样道理,我们用外国人心中的恶魔杜拉根作为自己的象征,在外国人面前自称“恶魔杜拉根的传人”,他们当然也会持警惕的态度,或持不合作的态度。 5,认为“名分”不重要,关键是“实质”,只要有了实质上的成就,没有好的名分也没有关系。却不知道即使实质再好,但如果名分糟糕,也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与合作。 6,以为音译就是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或外文的拼读规则把中文写成外文,怕外国人看不懂。实际上音译只是第一步,其后还需要对新外文词汇进行注释和宣传。 例如把“粽子”音译为Zongzi(图6-12-2),只是第一步,后面还需要用图片和文字为Zongzi做介绍,并鼓励外国人亲口品尝一下,他们才能知道什么是Zongzi。这个过程既不困难,也不复杂。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知道什么是“卡布奇诺”和“冰拿铁”等等无数洋玩意的。 7,没有认识到人们(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本能地喜欢新奇事物,偏好外来事物。如果一个中国白领把“卡布奇诺”称为“发泡咖啡”,别人一定会嫌他老土。同样,率先学会说Zongzi的外国人,在同伴中肯定比只会说“rice ball wrapped in bamboo leaves”(用竹叶包裹的米饭球)的人得到更多赞赏和羡慕的眼光。 8,没有认识到人们希望语言越简洁越好。如果外国人每次说起粽子时,都要说一大串英文单词rice ball wrapped in bamboo leaves,他们很快就会厌烦,会开始寻找简洁的代用品,例如首字母缩写:RBWIBL。但这显然不如粽子原名的音译Zongzi合适,后者既易读易记,又有异国风味,显然是较佳的选择。同样原理,即使Chinese Dragon没有负面含义,一旦外国人知道还有更简洁的译法Loong,也一定会选择后者。 9,习惯了外国事物的名称在翻译成汉语时进行音译,却没有认识到中国事物“出国”时也完全可以音译。没有认识到在目标文化中没有相同的事物时,音译一般来说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条客观规律,是一种像物理学定律那样的自然规律,和国家与文化的不同没有关系,在外国和中国都适用。 10,下意识地认为中国是特殊的,和世界其它部分不同,以为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传播规律不同,因此外国的东西进来,可以音译,中国人可以也应该学习新名词;但认为中国的东西走出去时,就不应该音译,不应该让外国人花力气学习音译中文而产生的新词汇。 11,没有认识到语言只是一种传播工具,总是认为外语神秘而高端,在不应该用外文时仍然用外文。例如很多全中文的、完全以中国人为读者的中国报刊喜欢配一个英语的报刊名。我们完全无法想象以美国人为读者、全英文的纽约时报会在报头上配一个中文报名;很多人坚定捍卫英语的纯洁性,拒绝外人(非英美人)用新词汇(例如音译中文词汇)去丰富英语。很多人对中国人说中文时乐于夹杂英语,优越感油然而起;但是在对外国人说英语时却耻于说汉语拼音(音译中国特有事物名称),似乎这样一来自己的外语就不纯正了。 12,盲目的自信和盲目的不自信。“盲目的自信”指的是:不站在受众的立场上,没有考虑他们看见dragon这个词汇时的感受,只考虑自己从英语教材里学到的内容。“盲目的自信”又导致了“盲目的不自信”:不敢为中国特有事物创造专用外文名词。 13,存在于很多中国人心底的“文化海禁症”:似乎中国的文化不应该走出去开疆拓土,而满足和陶醉于外国的文化进来向中国文化“朝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时,百般挑剔,一定要在外国文化中寻找对应物,不肯为中国独有的事物在外文中创造专用名词;但外国的东西走进来,却热情欢迎,特别宽容,特别客气,很愿意保留其原来的风貌。 14,没有认识到:外语不仅仅是词汇量和语法的问题,还涉及文化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学外语,早期主要是为了满足学习和引进科学技术的需要,文化的问题还不突出;后来涉及欧美产品、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开始出现文化差异问题,中国人用音译外国特有事物名称的方法把问题解决了,例如“可乐”(Cola)、“汉堡”(Hamburg)、“迪斯科”(Disco)等。 从近年开始,外语的新任务是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但由于很多中国人没有正确认识跨文化传播的本质,放弃了接受外国文化时的正确做法,于是在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出现了许许多多错误观点和奇谈怪论。 15,没有认识到:语言和世界观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普鲁士哲学家洪堡特说:“……;而由于在同一个民族中,影响着语言的是同一类型的主观性,可见,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101](......; und da auch auf die Sprache in derselben Nation eine gleichartige Subjektivit?t einwirkt, so liegt in jeder Sprache eine eigentümliche Weltansicht. [102]) 涉及文化的事物,每个民族对其都具有确定而独特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影响了语言,因此,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和沟通的工具,其中还包含着一定的世界观,因此,“龙”和“dragon”涉及了不同的世界观。 6-13,反对重新翻译龙的根本原因:面对西方世界时心存自卑 反对重新翻译龙,实际上是在外国人面前自我降低身份。一国特有事物的名称在外译时,往往都采取新造一词的办法,或意译,或音译,极少有勉强套用目标语言现有词汇的情况。“汽车”进入中国时没有被译为“无马马车”,“飞机”没有被译为“铁风筝”;“巧克力”也没有被译成“黑香糖”,“咖啡”没有被译成“西洋提神茶”。 只有中国人,有那么多人主动放弃自我,宁肯自己民族的象征“龙”和恶魔杜拉根为伍、同名,也不愿意创造一个新词汇,进行重新翻译,还要找出种种借口进行辩解。中国人在中国食品名称外译时甚至把“童子鸡”译为“没有性生活的鸡”(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闹出了国际笑话(图6-13-1)。在中文中“童子”一词的含义非常丰富,例如“童子功”等等,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因此最好的翻译方法就是音译,然后通过辞典或用其它形式逐一介绍其丰富的含义。 因此,反对重新译龙的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人在西方文化面前的自卑,这种自卑体现为对“纯外语”莫名其妙的偏好(笔者上中学时也曾长期津津乐道于英语课老师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字),忘记了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贵族和有钱人的奢侈品;忘记了语言是开放的,当原有语言不能满足交流的需要时,完全可以创造新的词语;忘记了中国人和外国人是平等的,我们不应该拒绝外来语,但我们也有权力输出“外去语”。 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师李翠娟说:“欧美人在接触别的民族,了解认识其与之有异的文化现象时,不会轻易地从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寻找对应物,进而对号入座。他们会将该文化现象的名称发音直接吸收过来,进行备注,用图像与文字解释来记录。这无疑于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而国内的一些学者在绍介本国文化到西方时,往往以彼为主,己为从,千方百计地要从西方国家文化中找出相似的东西,硬套上去,曲意地放低自己的身段,唯恐自己的东西不被接受。”[103] 很多中国人并不反对为外来事物创造新的中文词汇,却主动放弃面对外国文化时的平等对称地位,放弃为中国独有事物创造必要的新词汇的天赋权力,并反对其他人进行这种尝试。这种主动放弃,其根源是面对西方世界时心存自卑。但自卑者自己不会意识到这种自卑的存在。他们认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是正确的,没有任何异常。这就是“身在庐山中,不知庐山真面目”,这就是文化,就是当下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语言方面的自卑,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发达的西方世界面前总自卑的一个分支。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正在逐步赶上西方世界,在思想和文化上也要加紧进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逐步消除骨子里的自卑。 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颜元叔说:“我在台湾教英语美语,我是把它当作敌国语言来教,……。因为,当我们学一种外语,特别是强势外语,我们若不提高警觉,便会不自觉地滑入到这个语言所负载的价值体系中去,接受并认同它的文化,终于被其同化与征服。过去的买办阶级与日语通译,现今太多的崇美崇日的人,多是坐着外语的滑梯滑入到被同化征服的沼泽。”[104] 我第一次读到颜先生的话时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学英语背后还有这么一层利害关系,但冷静下来一想,的确如此。冷静反思自己,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情结。今日中国很多人总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说话,想必和西方文化借助英语教学在中国长驱直入三四十年不无关系。 很多中国人对政府不满,但又无力或无胆挑战政府,于是通过支持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支持日本占领钓鱼岛,支持西藏等地区独立,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例如主张弃龙)等等。他们忘记了:政府是可以改善或更换的,但中国的领土一旦失去,就很难拿回来了。如果钓鱼岛和半个东海被日本拿去,即使今后某一天中国全盘西化了,日本也不可能主动把它们还给中国。文化是凝聚人心的无形的、也最强有力的绳索,一旦中国传统文化被毁灭,中华民族就要四分五裂、陷入内战、血流成河了。 我们应该把政府和国家区分开来,不能以伤害国家利益和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发泄对政府的怨恨。中国人要学会独立思考,再也不能像一百多年前被西方人灌输鸦片那样灌输思想了(图6-13-2)。 6-14,中国人应该自信但又别自信过头 河北理工大学研究生李绍青提出:“既然译‘龙’难,那么我们索性不翻,让‘龙’像‘Happy牛year!’中的‘牛’被世界接受,像汉译文中的英文人名、地名一样合法地在英译文中存在。中西方文化在‘[l??]与lóng,new与牛’上如此神奇地和谐,虽然难避‘如有偶同,纯属巧合’之嫌,难道偶然之中就没有必然吗?英语蚂蚁闯进汉语那么多,或者美其名曰‘我们引进’太多,为什么连一个‘龙’字都走不出去?我们要让地球村的所有村民都认识中国最重要的汉字‘龙’。”[105] 建议和帮助外国人学汉语没有错,但让外国人在写外语时写到龙的时候直接写汉字“龙”,就太荒诞了。这种自信显然过头了。 英语字母或词组能够进入中文,是因为英语在中国已经有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绝大多数中国学校都教学生学英语,中国人使用的电脑和手机来自西方,天然地就能够输入英文。这些因素为英文进入中文创造了前提条件。而汉字在国外根本没有这些基础,因此现在就要求外国人直接写汉字“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顽固坚持把龙译为dragon,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但我们也不能过度自信,走向另一个极端:连音译也不做,直接要求外国人写汉字。显然,音译龙、使外国人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拼写和读出中国的“龙”字,才是理性的解决办法。 国际龙舟联合会(IDBF)的电子报音译“龙舟”为Long Zhou,就很现实主义(图6-14-1)。 6-15,龙对中国人的意义:不必夸大,也不可轻视 1,龙:可有可无不可辱 新浪博主帽帽仔这样描述他对龙的感受[106]:“我不知道龙到底代表什么,也不清楚龙的历史,但至少我知道:龙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这种象征,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大家也从未想过突然有一天不要龙了。真的没想过。少年时期,我是通过电视认识龙的,好象在《陈真》(很久以前播出的长篇武打电视连续剧)吧,每当在比武中战胜了西洋人之后,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就以舞龙的方式来庆祝胜利,感觉气势磅礴,场面壮观。还有,每逢春节,在很多地方,人们还保留着舞龙的传统习俗,表达迎新年的欢乐心情和对未来的祝福。总之,在我的印象中,龙和中国是分不开的,大家也习惯性地说中国龙。” 我和他有同感。对龙的亲切感平时隐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自己都毫无知觉,有时甚至还会厌恶龙这一“老土”的“老古董”。然而,一旦龙受到伤害,对龙的亲切感会立即爆发出来,形成强烈反弹,其烈度之大,往往出人意料。这很像学生和自己母校的关系:在校时对母校横加指责,这不满意那不满意;毕业离校后也不会时时记挂,但如果有外校的人说自己的母校不好,立即会非常愤怒。 2004年9月,《国际广告》杂志刊登了一幅立邦漆的广告(图6-15-1):在中国传统亭阁的两根柱子上,各盘着一条龙。但右边的柱子因为涂了立邦漆,很光滑,于是柱子上的龙滑了下来。这幅广告发布后,引起很多读者强烈不满。有人说:“龙是中国的象征,怎么能遭到这样的戏弄!”[107] 2004年11月下旬,耐克广告片“恐惧斗室”(Chamber of Fear)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和地方电视台播出。因为该片对中国元素(中国武术家、飞天和龙等)做了不合适的处理,例如龙吐出的火焰化作鬼魂,最终被广告片主人公击败等等[108](图6-15-2),引发了民众强烈不满。12月3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停播耐克广告片“恐惧斗室”的通知,因其违反了《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不得含有……亵渎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等的规定[109]。 图6-15-1,广告:立邦漆。 国际广告,2004年第九期。 图6-15-2,视频截图:广告片“恐惧斗室”。 右图为广告片视频网址的二维码。 2005年11月,在龙竞争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失败之后,王若谷[110]发表文章“福娃淘汰‘中国龙’体现时代进步”[111]。文章说:“五个福娃再不济,也比明显象征王权、皇族特征的‘龙旗帜’强一万倍,好一万倍吧!”该文受到很多读者猛烈攻击。 在2006年12月4日爆发的“弃龙风波”中,更是群情激奋。 在这些事件中捍卫龙的人,平时未必穿绣着龙的衣服、使用雕有龙的家具,未必积极地去舞龙,更没有做皇帝的梦想,然而一旦见到龙受到伤害,可能被抛弃,就会立即行动起来。 戏弄龙、污蔑龙、否定龙的行为受到强烈反对,说明龙在中国人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民众对这些事件的激烈反应,是比任何考古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都更有力的证据。 2,龙早已回到民间,已经成为把海外华人与祖国连接在一起的精神纽带 很多人认为龙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象征,是严厉统治、落后愚昧的代表。这种认识应该纠正。实际情况是:龙至少有六千年的历史,而封建王朝只有两千多年,因此龙本来就是普通人民创造的神物,只是被皇室拿去做了自己的象征。 即使在封建时代,龙也不完全是皇家的专利。清朝名臣于成龙出身平民,居然得名“成龙”。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九回描述一间族内私塾(“义学”)时写道:“俗语说的好,‘一龙九种,种种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有龙蛇混杂。”显然是在用龙形容优秀人才,而不是皇帝或皇室成员。 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介绍了中国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他于1906年从日本回到中国参加革命。博物馆同时还展示了他作于这一年的诗句[112] :“匣中龙光剑,一鸣四壁静,夜夜辄一鸣,负汝汝难忍。”(图6-15-3)诗句的出典可能是《滕王阁序》中的诗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其中的“龙光”指宝剑的光辉;以及南宋诗人陆游的《长歌行》:“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以推翻清王朝为己任的革命者用“龙光剑”来形容自己的雄才大略,可见龙的象征意义是多方面的。 辛亥革命之后,龙又回到人民手里,成为他们表达喜庆或力量的符号。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重庆民众舞龙欢庆(图6-15-4)。1958年,大跃进宣传画用龙象征革命精神(本书第359页)。1965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台湾民众表演了舞龙(图6-15-5)。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是清王朝最重要的掘墓人之一,但是人们用舞龙来纪念他,可见龙早已不再仅仅是封建王朝的象征。 现在,除了在涉及封建王朝的历史时,龙已经和皇帝无关,不再代表皇权。龙现在主要是吉祥和力量的象征,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是连结海内外华人心灵的精神纽带。 在海外华人心中,龙代表着祖国。海外华人在喜庆节日举行舞龙活动,实际上是通过龙这一实物符号来表达他们对中华民族、对祖国——中国——的认同。 海外华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之下,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我们不能脱离实际,用一个现代化的东西(如神舟火箭),或者政治符号(如五星红旗),去做中华民族的象征、去连接他们的情感。而龙能够很好地承担起这一角色。 中国经济改革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有大量热爱祖国、具有“叶落归根”传统思想的海外华人,把改革开放所需要的观念、经验和资金带回祖国,使中国能够顺利地进入市场经济。俄罗斯经济学家捷里亚金指出:中国实现第一阶段的现代化应归功于华侨的投资。[113] 政治宣传并非只能有一种模式,亦非只能有少量的出发点。政治宣传应该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对象,选择不同的切入点,使用不同的方式。 很多中国学者对龙在今日中国的意义缺乏认识,将其简单地视为普通的民间传说,或古代封建帝王的象征,甚至是可以抛弃的糟粕或累赘。这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龙可以、也应该在今天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服务。把龙错误地译为dragon,不仅无助于将古老的中国龙为我所用,反而被反华分子所利用,成为他们邪恶化中国的趁手工具。 图6-15-5,照片:中华民国国父百年诞辰纪念典礼。 摄影者不详,1965年11月12日。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展品。 6-16,“龙的传人”:侯德健唱出了中国人心有口无的话 很多人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这一说法没有历史依据。学术界也的确拿不出证据,表明在侯德健的歌曲“龙的传人”[114](图6-16-1)诞生之前,历史文献中存在“龙的传人”这一表述。 然而,“龙的传人”这个概念一经问世就得到广大中国人的认可,说明他们心里早已把自己视作龙的传人,即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承者。 过去没有“龙的传人”这一说法,并不表示中国人的心里不存在这种体会和情感,只是大家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这种定位和认同。而侯德健唱出了中国人“人人心中有,个个口头无”的共识:我们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虽然侯德健创作这首歌曲并非为了要替中国人寻找表达内心这种情感的说法,但最后却歪打正着。 “龙的传人”引发广泛共鸣的原因很简单:在中国大陆疾风暴雨式的激进革命终于结束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海内外中国人可以自由来往之时,原先的“我们都是革命者”这一共同认可已经过时了,而且也不适合海外侨胞。正当全球中国人在寻找新的共同点的时候,“龙的传人”这一说法不期而至,正中下怀,于是成为中国人的共同定位。 不要过度夸张这首歌曲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国人在心中把龙认作共同的族群象征,即使有一万个侯德健,写一万首歌,吼唱一万遍,“龙的传人”这一概念也不会被中国人接受。谁如果不信的话,可以写一首“大熊猫的传人”,告诉听众,中国人都是大熊猫的传人,看看有几个人会传唱这首歌、认同这一说法。 不必争论在中国其它历史时期,中国人民是不是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例如在封建时期,或五十年后的未来。反正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特定的时刻,出来一个侯德健,点燃了中国人对龙的情感,结果一呼百应。至于之前和之后(今后),中国人是不是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这不重要。 图6-16-2,唱片封面:其他歌星演唱的“龙的传人”。 从左至右:李建复,张明敏,蔡琴。 从文字的角度讲,“传人”这一表述也是很恰当的,这是“龙的传人”这一说法被广泛认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龙的后代”太具体,“后代”涉及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在科学知识空前普及的现代社会,把人说成是一种虚构神话动物的后代,多少有点别扭,即使有些人不介意,也难以得到普遍认同。“龙的子民”同样太具体,“子民”有政治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即使不把龙看作中国皇朝的象征,也缺乏必要的亲切感。 “传人”,传承者而已,既没有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也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只是传承龙所象征的中国文化和精神,传承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传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及其后代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因此,“传人”是一个精准而恰当的词汇,于是“龙的传人”得到了最普遍的认可。 另一方面,“龙的传人”有很大的自由度,愿意做龙的传人就可以做,不愿意做也不要紧。如果是“龙的后代”就不同了,如果父亲自认是龙的后代,那么他的儿子就必须承认自己也是龙的后代;同样如此,如果上级领导自认是龙的子民,那么他的下属就不能说自己不是龙的子民。 文字就这么妙不可言,着笔一字之差,结果天壤之别。 2017年11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携夫人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陪伴他们游览故宫。习近平在介绍中国文化时说:“我们叫龙的传人”。他的随行女翻译周宇将“龙的传人”译为people going down from dragon。中国官方新闻媒介在对外报道习近平这句话时,将其改译成了We call ourselve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 [115]。 6-17,“龙的传人”不能译为“杜拉根的后代(或孩子)” 在韦氏英语学习者辞典(Merriam-Webster’s Learner’s Dictionary)里,例句很多,有助于我们了解单词的确切含义。在这本辞典中,descendant的解释[116]是: 1 : someone who is related to a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past(1,与生活在过去的一个人或一群人有关的人) ? One of the famous inventor's descendants is also an inventor. (例句:这个著名发明家的后代之一也是一个发明家。) ? Many people in this area are descendants of German immigrants. (例句:这个地区很多人是德国移民的后代。) 2 : a plant or animal that is related to a particular plant or animal that lived long ago (2,和很久以前的某种植物或动物有关的一种植物或动物) ? Recent evidence supports the theory that birds are the modern descendants of dinosaurs.(例句:最近的证据支持这一理论:鸟类是从恐龙演化而来的。) 3 : something that developed from another thing that was made or existed earlier (3,从早先制造或存在的另一件事物发展而来的某种事物) ? The Italian language is one of Latin's descendants.(例句:意大利语是拉丁语的一个分支。) 单词descendant的含义是“后代”,强调了现在的事物和过去的事物之间具有确定性的联系。 特朗普自己在竞选总统时被敌方比喻为恶魔杜拉根(dragon),他的支持者则把他的敌人描绘成杜拉根。中国译员和新闻媒体译龙为dragon,等于让中国最高领导人亲口告诉国际社会:中国人是恶魔杜拉根(dragon)的后代。 “龙的传人”还经常被译为dragon's offspring。该辞典这样解释offspring [117]: 1 : a person's child(1,一个人的孩子) ? The disease can be transmitted from parent to offspring.(例句:这种疾病会从父母遗传给他们的孩子。) ? The show is about two couples and the adventures of their rebellious offspring.(例句:这个节目是关于两对夫妇以及他们叛逆的孩子的冒险经历。) 2 : the young of an animal or plant(2,动物的幼仔,或植物的幼苗) ? The colt is the offspring of two racing champions.(例句:这匹小公马是两匹冠军马的幼仔。) 显然,offspring比descendant更明确而具体,强调了“生身”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 在美国电影Reign of Fire(火龙帝国)中,一头大杜拉根以及它繁衍出来的大量小杜拉根几乎毁灭了整个世界。影片中强悍凶恶的杜拉根们在城市废墟上空盘旋,令人毛骨悚然(图6-17-2)。这头杜拉根的众多后代,就被称为offspring:“Now awakened, the dragon and its offspring wreak havoc on the Earth, scorching everything and killing everyone in its path.”[118](被惊醒后,这头杜拉根和它的后代在地球上肆意扫荡,所到之处,烧掉一切东西,杀死所有人。) 有人把“龙的传人”译为the heir of dragon。单词heir的解释[119]是: 1 : a person who has the legal right to receive the property of someone who dies(1,在某人死后,有法定权利接受其财产的人) ? His heirs could inherit millions of dollars.(例句:她的继承人可能继承几百万美元。) ? She is the sole heir to her family's fortune.(例句:她是她的家族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2 : a person who has the right to become a king or queen or to claim a title when the person holding it dies(2,有权力成为国王或皇后的人,或在一个有头衔的人去世后,有权利索取这一头衔的人) ? The king left no heirs when he died.(例句:国王死了,没有指定继承人。) 但是,“龙的传人”并不是龙这种神话虚构动物本身的继承人。因此,即使把the heir of dragon这一译法改为the heir of Loong也不合适。 “龙的传人”的含义是:以龙为象征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历史财富、中国这片土地及其之上的一切事物的继承者。因此,如果不把龙的象征意义解释清楚,那么“龙”就只能是一个具体的生物体,而不是中国的象征,于是,“龙的传人”的英译最后传递的信息不是“龙”的有血缘关系的后代,就是“龙”的物质财富或法定权益的继承人。而要用两三个英文单词说出“龙”的象征意义,又是不可能的。 有人把“龙的传人”译为the inheritors of Chinese culture,意为“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但这又过于直白,缺乏原文的味道,不能表现出“龙的传人”这个词组所具有的神圣意味,而且由于不涉及“龙”,和原文差异太大。 也许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加注,例如译为:the inheritors of Loong, the symbol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意思是:“中华文明的象征——龙——的继承者”。或在使用“龙的传人”这一概念的外文文章中做更详细的解释。在Loong这个新词汇的注释中,也要说明它是中国文明的象征,而不仅仅是一种神话中的虚构生物。待西方人对Loong这个词汇的含义和内涵熟悉和了解之后,或能够方便地检索到对Loong的介绍和解释之后,再略去注释或解释。 Inheritors和heir这两个词类似的使用实例有:Inheritors of the Spirit: Mary White Ovingt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AACP [120](精神的继承者:玛丽 · 白 · 奥文顿和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立),Heirs of God's Glory [121](上帝荣耀的继承者)。 北京电视台在2007年举办的大型电视选拔活动“龙的传人”被译为The Disciple [122]。该英文单词的字面意思是“(追随)耶稣的信徒;耶稣的使徒(尤指耶稣的十二使徒);追随者;学生,门徒”[123],其含义显然和我们平时理解的“龙的传人”相去甚远。不过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武打明星成龙收徒,此时“龙的传人”一说具有双关含义,因此把这个节目名称译为The Disciple不算离谱,但不应将它作为“龙的传人”的正式译法。 6-18,译龙为dragon才是真正的词不达意 2015年7月笔者应邀参与了几次网上通信讨论,以下摘选部分内容(文字略有改动)。 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说:“推翻传统的译法,生造词不达意的新译法(中文不是拼音文字,无论选何拟音字都无法与dragon完全对应),只会妨碍中外交流。” 我的回复是:“中国的‘武术’原来被译为Martial Art,现在被外国人译为Kung Fu,词不达意了吗?妨碍中外交流了吗?实际上,由于Kung Fu一词专为中国武术打造,反而比Martial Art更‘词能达意’了,中外交流更加准确通畅了。难道只有把Vuvuzela译为‘南非唢呐’才能使中国人理解?实际上这种译法才是真正的词不达意呢!” 该学者认为:“Dragon译为拽根或其他写法是不可取的。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交流的工具。Dragon译为龙(龙译为dragon),虽然不是完美的翻译,但也不是什么‘错译’,或者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和绝大多数西方人不把它看成错译。” 我的回复是:“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译,恰恰说明中国学术界失职了。学术界的任务就是去发现错误、纠正错误,而不是随大流,人云亦云。否则还要学者干什么?一个民族的进步,就是少数人发现了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是错误的,然后加以研究,然后努力宣传,据理力争,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个错误,加以改进,于是社会得以前进一步。中国原来封建迷信盛行,经过科学工作者和传播界多年的努力,科学知识得以普及,很多骗术再也忽悠不了大多数人了。西方人当然对中国人译龙为dragon无所谓,就好像中国人根本不在乎韩国首都叫‘汉城’一样。” 该学者还认为:“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不是由龙译为dragon所决定。西方人排华反华,是他们觉得华人对他们有威胁。在现代,则是因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为西方所容,因此反华的势力视中国为恶龙。试图借改变龙的形象来改变国家形象,是舍本逐末,于事无补。” 我的回复是:“西方国家反华的确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把中国的象征龙译为dragon,使得反华人士得到了很大的便利。他们在宣传时暗示:‘中国是dragon,而dragon本身就是邪恶的,所以我们反华是完全正当的。’如果中国每个部门的官员都说‘西方反华的原因不完全是我的部门(例如外宣部门)分管的事情造成的,还有很多其它原因’,于是就不去努力搞好自己分内的工作,那中国的整个事情也就都做不好了。正确译龙的确不可能彻底消除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敌视,但是可以减少反华者的便利,使他们少了一个反华的说辞。” 注释: 1,黄佶对金陵晚报读者部分评论的回复_金陵观点_媒体_西祠胡同,2006年5月18日,http://www.xici.net/d37697583.htm 2,金陵晚报没有标注作者身份。 3,摘自“‘为龙正名’只是学术泡沫”一文,金陵晚报,2006年4月14日。 4,摘自“‘为龙正名’只是学术泡沫”一文,金陵晚报,2006年4月14日。 5,金陵晚报没有标注作者身份。 6,摘自“‘为龙正名’只是学术泡沫”一文,金陵晚报,2006年4月14日。 7,摘自“‘为龙正名’只是学术泡沫”一文,金陵晚报,2006年4月14日。 8,金陵晚报注:“作者系南师大教授、博导,语言科技研究所所长” 9,摘自“没必要‘扯龙旗做虎皮’”一文,金陵晚报,2006年4月18日 10,摘自“没必要‘扯龙旗做虎皮’”一文,金陵晚报,2006年4月18日 11,金陵晚报注:“许清佐,台湾学者,从事红山文化研究二十余年” 12,摘自“Dragon还是Loong并不重要”一文,金陵晚报,2006年4月21日 13,摘自“Dragon还是Loong并不重要”一文,金陵晚报,2006年4月21日 14,构建中国国家品牌形象,光明日报(记者:曹继军),2006年11月30日,http://www.gmw.cn/01gmrb/2006-11/30/content_514929.htm 15,缪迅,宋杰:中国形象标志可能不再是“龙”,新闻晨报,2006年12月4日,http://news.163.com/06/1204/02/31FD09GV0001124J.html 16,上外教授力挺弃龙论,称龙是帝王属性,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14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12-14/082311786764.shtml 17,黄佶:三次“弃龙”:技术上的无奈,学术上的无知,情感上的无根,2006年12月14日-15日,http://www.loong.cn/qilong.htm 18,陆永昌:从“dragon”与“龙”的翻译说起,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5日第17版“国际文化” 19,陆永昌:翻译——不能再增文化障碍,译林,2006年第3期 20,徐钦琦:把中文的“龙”字译成英语的dragon是错误的,化石,2006年第四期 21,周璇璇:中国龙和西方dragon的比较研究,滨州学院学报,第22卷第2期,2006年4月 22,刘华德:十架与莲花,“经典的翻译与诠释”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6年 23,郝景东:从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看“中华龙”和“Dragon”,宿州教育学院学报,第9卷第6期,2006年12月, http://www.lw23.com/pdf_cee1e462-0c2f-4634-852c-9307bad1bd5b/lunwen.pdf 24,王文琦:龙的传人为何要抛弃中国龙?广州日报,2006年12月5日, http://www.china.com.cn/authority/txt/2006-12/05/content_7458245.htm 25,卢晓欣,王剑虹:大学教师质疑“龙”传统英译,欲为中国龙正名,新民晚报,2006年2月23日, http://book.sina.com.cn/news/b/2006-02-23/1037197206.shtml 26,周宜兴:中华文明该从何时算起,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5日,http://cppcc.people.com.cn/GB/35377/5566021.html 27,关世杰: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中“龙”与“dragon”的互译问题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关系,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10期,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1180/105567/6398340.html 28,覃江华: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跨文化传播与翻译——从“龙”和“dragon”谈起,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10月,第28卷第5期 29,于祥杰:从“龙凤呈祥”英译看英汉成语文化内涵之差异,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第25卷第三期(2008年5月) 30,王银泉:“福娃”英译之争与文化负载词的汉英翻译策略,中国翻译,2006年5月,第27卷第3期 31,冯延群,陈淑英:从“龙”落选奥运会吉祥物和“福娃”改译看文化意象的音译化趋势,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08年第二期 32,贺春艳,刘景霞:跨文化语用失误与中国英语———从顺应论的视角,长沙大学学报,第22卷第6期,2008 年11月 33,陈静:龙的翻译:从“dragon”到“Loong”,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6卷第四期,2008年12月 34,何子章:外宣翻译中“词汇空缺”现象翻译探讨,襄樊学院学报,第29卷第7期,2008年第七期 35,陈明远:建议“龙”音译成外文LOONG代替过去的“dragon”,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74a50100bq14.html 36,原文没有标注作者杨照的身份。据检索他应该是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大外部教师。 37,杨照:从归化与异化角度浅谈“龙”的翻译,科学咨询(决策管理),2009年第六期 38,原文没有标注作者胡兴文和束学军的身份。据检索他们应该是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师。 39,胡兴文,束学军:跨文化传播中“龙”的翻译及其它,文教资料,2009年第十四期 40,王磊:话语的权力与翻译的政治(二),同文译馆-翻译资讯-翻译学丛,2010年1月11日, http://www.oktranslation.com/Cms/Article.aspx?ArticleID=12265 41,翟石磊,魏渊:文化图腾与国家形象——跨文化交际视野下国家形象符号化比较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一期,2010年3月 42,伍海英:“编码-解码”理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与发展,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二期 43,李晓婷,李灏:文化不可译性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从“龙”的英译看中国民族形象的维护,牡丹江大学学报,第20卷 第7期,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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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门冬梅,王一龙:从归化与异化的角度分析“龙”的英译,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61,师存勋:论“龙”之西译与“dragon”之汉译策略,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62,胡妤: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63,大学教师质疑“龙”传统英译,欲为中国龙正名,新民晚报(记者:卢晓欣,王剑虹),2006年2月23日(截图请见本书第2页) 64,该如何称呼你,中国龙,人民日报(记者:苗苗),2006年12月12日,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7296/5154421.html 65,姚喜明,毛瑞蓓:概念整合与动物习语的翻译,译学辞典与翻译研究——第四届全国翻译学辞典与翻译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2007年4月 6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第36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1月 67,李贵升:译名评论:方法与标准,上海翻译,2011年第4期 68,“羊的传人”激起图腾讨论,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张春海),第401期,http://www.csstoday.net/Item/41724.aspx 69,万磊:浅析“动态对等”原则的相对性,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第21卷第五期,2000年10月 70,蔡方华:为龙“正名”无助于民族形象提升,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7-11/21/content_7117818.htm 71,原文没有标注作者蔡方华身份。经检索他可能是《北京青年报》评论员,作家。 72,郭之纯:一条有文化洁癖的“龙”,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26日,http://gb.cri.cn/18904/2007/11/26/1965@1854090.htm 73,原文没有标注作者郭之纯身份。经检索他可能是评论家。 74,冯世则:关于“龙”的翻译,文汇报,2007年2月23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84161990102uzf1.html 75,stamp,2006年12月8日,http://www.china-kl.de/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93 76,宋德生:老调新弹——“ 望子成龙”英译的新思考,中国翻译,2000年第四期 77,顾祚华:英语世界不能接受龙的英译名变更吗?http://www.ccler.com/longwenhua/longyoushuolong/20084296622596457407.html 78, 图片原载记者刘杰的微博,http://weibo.com/1600463082/yBRF8EO7e 79,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llic_rooster 80,2006年12月16日,新华网开设专栏,标题为“美国人反对中国龙更名说明什么”, http://news.xinhuanet.com/forum/2006-12/16/content_5489847.htm 81,http://news.sina.com.cn/o/2006-12-15/131210782700s.shtml 82,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2/14/content_5486600.htm 83,熊启煦:浅析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概念术语翻译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2期,2011年4月 84,刘洪:理应光明正大废“Dragon”,精英博客,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5868_p_1.html 85,葛岩,秦裕林:Dragon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电子版:http://www.pipa.com.cn/default.asp?id=1285 86,Chen Dezhang: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Animal Words in English and Chinese(陈德彰:汉英动物词语的文化内涵), 文化与翻译(郭建中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第354页,书生读吧电子版,http://www.du8.com/ 87,“羊的传人”激起图腾讨论,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张春海),第401期,http://www.csstoday.net/Item/41724.aspx 88,2013年11月24日李贵升老师来函索取了我谈及这一问题的论文全文,并就其它翻译问题友好地交换了观点。 89,李贵升:译名评论:方法与标准,上海翻译,2011年第4期 90,葛岩,秦裕林:Dragon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64页, 电子版:http://www.pipa.com.cn/default.asp?id=1285 91,陈家刚:文化翻译中的“求同”与“存异”,成人教育学报,1998年第六期。http://www.cnki.com.cn 92,贺国伟:汉语词语的产生与定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Google Books 93,对应发表于2007年11月18日的“兰州宣言”(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宣言),该宣言呼吁将中华龙的英文名改为Loong, http://www.loong.cn/lanzhou-xuanyan.html 94,对应中国的《参考消息》报。 95,对应中国《参考消息》于2006年12月14日发表的文章“环球调查:西方人对‘中国龙’的看法在变”中的内容:一位“长期从事东西方文化研究”的美国人(旧金山《矽谷时报》社副社长)对中国记者说没有必要重新翻译龙。 96,对应谁你肯定懂的。 97,对应中国新华网在2006年12月16日开设的专栏,专栏标题为“美国人反对中国龙更名说明什么”。详见本书第456页。 98,对应中国人在全球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把“龙”译为恶魔dragon。 99,对应葛岩和秦裕林教授的论文“Dragon能否表示龙”。他们测试发现美国大学生对dragon持负面态度,中国大学生对龙持正面态度,但他们仍然得出结论:可以用dragon表示龙。详见本书第459页。 100,黄佶:我把dragon翻译成“毒辣更”,一些中国人先急了,2006年12月24日,http://www.loong.cn/ji.htm 101,威廉 · 冯 ·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10年,第72页。 102,W. v. Humboldt: 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https://www.germanistik.uni-wuerzburg.de 103,李翠娟:浅析中西方龙图腾文化异同及翻译策略,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6卷第3期,2012年6月。www.cnki.com.cn 104,颜元叔:认识美国:亲美是中国的致命伤,环球视野,第536期,网摘,原载《海峡评论》1991年10月号,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32519 105,李绍青:“龙”与“dragon”的文化异同,衡水学院学报,第13卷第5期,2011年10月 106,帽帽仔:迷失了方向的中国龙,2006年12月14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85037010007rh.html 107,借用龙的形象来宣传产品,立邦漆广告网上起争议,北京晨报(记者:杨丽丽),2004年9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4-09/23/content_2010095.htm 108,视频网址:http://m.letv.com/vplay_1747288.html 109,涉嫌亵渎民族风俗,广电总局禁播一耐克广告,新京报,2004年12月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12/07/content_2302593.htm 110,原文没有标注作者身份。据检索作者可能是杂文家、新华网评论员。 111,http://news.xinhuanet.com/olympics/2005-11/21/content_3810298.htm 112,余诚先生日记录抄,http://blog.sina.com.cn/s/blog_9f646e960101kxvv.html 113,俄罗斯:有点羡慕中国道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臧文茜),2010年1月11日,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hqgc/20100111/1688534.shtml 114,视频网址:http://my.tv.sohu.com/us/1853373/4947050.shtml 115,【图文视频资料、媒体报道和评论汇总】习近平对特朗普说:“我们叫龙的传人”,http://www.loong.cn/xi_trump_171108_data.htm 116,http://www.learnersdictionary.com/search/descendant 117,http://www.learnersdictionary.com/search/offspring 118,Reign of Fire Movie Review,http://www.jesusfreakhideout.com/movies/ReignOfFire.asp 119,http://www.learnersdictionary.com/search/heir 120,http://www.amazon.com/Inheritors-Spirit-White-Ovington-Founding/dp/0471327247 121,http://www.webspawner.com/users/gospellady/ 122,北京电视台_龙的传人官方网站,http://long.btv.com.cn/long/index.htm 123,金山词霸2009牛津版 部分图片什么: 图6-1-1,龙Loong网宣传图片。 黄佶作于2006年。 图6-1-2,绘画。作者和创作时间不详。 图6-1-3,匈牙利塔依奥(Tallya)村徽章。 图6-1-4,广告绘画: Great Wall Dragon, United Airlines (长城龙,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作者:Buzelli,2007年。 图6-1-5,龙Loong网宣传图片。 黄佶作于2006年。 图6-1-6,拼图:金陵晚报“为龙正名”系列评论的主标题,2006年4月8日至21日。从左上角开始按逆时针顺序排列。 主要文章作者:黄佶,吴业山,李葆嘉,庞进,许清佐; 责任编辑:益晓柳,李凯,陶孙进;实习记者:仲毅; 版式:杨广海,吴松梅,林猛,余拥军,陈爱华;漫画:张兮兮。 黄佶摄影拼图,2016年2月19日。 图6-2-3,课件ppt选页:龙的确很long啊! 黄佶作于2005年。 图6-2-4,讲座ppt选页:名称中包括“龙”字的商标。 黄佶作于2006年。 图6-3-1,龙Loong网宣传画。黄佶作于2006年。 图3-6-2,“福娃”最初被译为Friendlies。 图3-6-3,气功学校海报。 作者不详,2013年。 图6-3-6,填色画册封面:Beowulf (杀死杜拉根的欧洲神话英雄贝尔武甫)。 图6-3-7,书籍封面: 中国龙曾对美国不宣而战。 图6-3-8:宣传画:跨文化传播时应该尊重他文化。黄佶作于2006年。 图6-4-1,海报:Happy Dumpling's Day (端午粽香飘)。作者不详,2013年。 图6-4-3,绘画: King Edward Sow Dragon's Teeth(爱德华国王种下了杜拉根的牙齿)。 作者:Adolf Hengeler,1928年。 图6-5-1,网页截图: 龙宝宝“很挤”,这是个问题。 配文漫画作者:朱慧卿, 中国江门网,2012年2月14日。 图6-6-1,期刊截图:列国志,怯尼亚,作者:谢曜。世界知识,1952年第四十五期。 图6-7-3,杂志封面: Le Pétard(爆竹)。 作者:Alfred Le Petit, 创作时间不详。 图6-8-1,网页截图:新华网专栏“美国人反对中国龙更名说明什么”。 图6-8-2,网页截图:新华网 “美国人反对中国龙更名说明什么”专栏 右边的“今日焦点”目录。 图6-8-3,漫画:外国专家知道。 黄佶作于2015年4月11日。 图6-8-4,漫画:China Sea issue(中国南海冲突)。 作者不详,2016年6月25日。 图6-8-5,漫画:Barbarie - Civilisation(左边是野蛮行为,右边是文明行动)。 作者:René Georges Hermann-Paul,1899年7月10日。 图6-9-1,照片:美国总统奥巴马宣誓就职连任时 将左手放在由其妻子手捧着的林肯和马丁路德金用过的圣经上。 摄影者:Kevin Dietsch,2013年1月21日。 图6-9-4,大学生卡通肖像画:UOS - Knight Dragon(西沃恩南方大学-武士和杜拉根)。 作者:Creative Caricatures Atlanta(亚特兰大“创意滑稽绘画”社团),2009年。 图6-9-7,绘画:Angel and Dragon(天使和杜拉根)。 作者:Jerry,创作时间不详。 图6-9-8,商标: Long Loong Bar(龙吧)。 作者和创作时间不详。 图6-10-1,照片:舞龙舞狮庆祝土耳其中国文化年。 摄影者:马研,2012年5月11日。 图6-11-1,披萨绘画: El Jóker de Nolan(诺兰的小丑)。 作者不详,2014年。 图6-11-1,漫画:“爷爷!我要吃意大利砒霜!” 黄佶作于2015年4月18日。 图6-11-2,漫画:共沐爱河?同赴黄泉?黄佶作于2015年4月18日。 图6-12-2,海报:台湾美食端午节活动海报。 方元文化工作室,2011年。 图6-12-3,漫画:内外有别。 黄佶作于2014年8月4日。 图6-13-1,漫画:英译“童子鸡”。 作者:春鸣 ,2012年12月30日。 图6-14-1,Long Zhou eNews(龙舟新闻), 第二期,2017年12月8日。 图6-13-2,漫画。作者:Honoré Daumier,1858年12月29日。 图6-15-3,余诚及其诗作。黄佶摄于2015年8月22日,辛亥革命博物馆,武汉。 图6-15-4,照片:重庆抗战胜利日大游行。摄影者不详,1945年9月3日。 图6-16-1,视频截图: 侯德健演唱“龙的传人”。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1988年。 上图为该视频网址二维码。 图6-16-3,视频截图。中央电视台,2017年11月8日。右为视频网址二维码。 图6-17-1,漫画:Trump and Main Stream Media(特朗普大战主流媒体)。作者:Sabir Nazar,2017年6月17日。 图6-17-2,电影截图:Reign of Fire(火龙帝国)。 图6-18-1,漫画:Xi and Trump look friendly, but anti-US feeling stirs in China (习和特朗普(在北京会面时)看起来很友善, 但在中国反美情绪暗流涌动)。 作者不详,2017年11月11日。